1．雷诺被袭
　　运动中最大胆最危险的是工厂工作。无产阶级左派和后来的前无产阶级左派在全法国许多工厂里开展活动，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不过，位于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是一个特殊的目标。
　　首先，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想恢复和扩大破坏活动，这种活动在工厂内已经进行，而且是用当时工人激进运动全面发展的一个部分。其次，他们想从秘密破坏活动转向更加公开的反对“政府恐怖主义”的运动。“这使毛主义分子陷入了与法国总工会公开的直接的冲突。法国总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面包和黄油问题上。
　　在各种工厂鼓动组织了接近十二个斗争委员会（基本上采取1968行动委员会的模式）之后，毛主义分子进行了他们第一次大的战役，引发了法国总工会的怒火。为了回应地铁票价的上涨，毛主义分子把工人组织成大的集团。他们跳过拐角栅栏，拒绝付乘车费，八个地铁警方官员试图干预，被他们粗暴殴打、追赶，最后都跑掉了。法国总工会抨击毛主义分子殴打公共事务工作人员。毛主义分子拒绝承认警察拥有无产阶级一般雇员的任何特点，警察只被视为已有秩序法律标准的维护者。为了回应毛主义分子的行动，大批正规警察被部署到工厂附近的地铁站，警察以暴力进行了报复。
　　毛主义分子在一次反对工厂食堂肉价上涨的运动中也触犯了法国总工会，这次肉价上涨有法国总工会直接参与，因为它控制着食堂的管理委员会。毛主义分子散发小册子反对涨价，呼吁采取行动。有些工人打了饭不付钱，这和地铁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种策略。毛主义分子与法国总工会激进分子在食堂里爆发了战斗，毛主义分子宣称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国总工会吸收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人帮助自己同毛主义分子开战。虽然毛主义分子在地铁和食堂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感到已经揭开了法国总工会不关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机构的真面目。
　　在这些最初的运动之后，毛主义分子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工作过程本身。他们采用一种任务轮流的策略，对按照劳动等级分工的工资区分提出挑战。每一特定单位中的工人要教会下一个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务。当每一个工人都能够从事任何工种的时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们最高的薪水，因为他们具有同等的资格。
　　他们也鼓励与监督人员直接对抗。工人们开始自己计时，而不接受监督人员的命令。抱怨工作质量的监督人员被迫在那个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动手劳动。任何被认为是对工人或示威者非常专横的行为或对移民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行为都会受到反警察工人组织的惩罚。有些监督人员被殴打，至少油漆车间的一个工头被人当头浇了一桶油漆。
　　对管理人员的暴力抵制增加了，与法国总工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但是一个对法国总工会毫无好感的反等级的毛主义组织甚至攻击无产阶级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红皂白，以至有两次在工厂里看到任何穿着白罩衣的低级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也进行攻击。
　　越来越多的工厂警察被增调到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工厂加快了对政治活动人士的解雇，不管参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动。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给驻守在工厂门口的正规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刚刚被解在和开除的工人则进行反饥饿罢工。提供道义方面支持的两个重要人物是萨特和女演员西蒙·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前者被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设法输送进工厂进行检查，但很快被警察驱逐上去；后者去看望反饥饿罢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诺雷支持无产阶级左派这次具体行动的时候，她的丈夫获坦（YvesMontand）正与简·方达（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对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戏剧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冲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间达到了高潮。23岁的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被埃尔·奥维尼（P．Overney）和他的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同志一起被开除，他于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厂门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进出工厂的时候向他们散发小册子。他与工厂安全部门的一个头头特拉莫尼先生发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离奥维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枪，打死了他。
　　次日，雷诺厂的工人发现工厂被准军事警察完全包围了。他们检查每一个工人手里的报纸。知道星期五枪杀事件并参加过示威游行反对枪杀事件的五个工人被开除。星期二，成群结队的警方再次包围了工厂，又有四个工人被开除。星期四，在枪杀事件前后被开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设法回到了工厂，公开呼吁工人起来抵抗。他们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员的攻击，并被交给了警方。五个人被控触犯了反破坏分子法。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被枪杀，对于激进分子及其支持者被开除，毛主义分子并不满足于只是抗议。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突击队——新人民抵抗运动奥维尼团体——把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各热特（RobertNogrette）抓住并扣押在秘密的处所。毛主义分子以前曾把工厂老板关押起来，直到他们同意妥协为止。在雷诺汽车厂的一个附属厂里，他们把老板踢出了工厂，让他在厂外呆了几天。但是对诺各热特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更严重的事态，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总统的注意和谴责。
　　作为释放诺各热持的交换条件，突击队组织要求撤销对交给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奥维尼死后被开除的工人恢复原来的位置。他们从来没有威胁要杀死诺各热特。尽管实际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会妥协，但大约48小时后他还是毫无损伤地被释放了。毛主义分子希望工会谴责这一行动，工会这样做了。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想到另一方面来的压力，即在奥维尼死后举行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和示威中曾宣布与前无产阶级左派团结起来的大部分其他极左派团体的否定反应。“甚至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最富对抗性，与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关系很好的一个组织——大多数极左派组织一起公开批评这一箭动。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当时是拉丁美洲游击战术的重要支持者，它认为这一行动在法国的政治背景下毫无意义，特别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毛主义分子还不想把诺各热特杀死。实际上，那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谢各热特被毫无损伤地释放了，因此这次事件以后，在雷诺汽车厂几乎没有可能再展开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开展工作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第二个重点是针对大量的移民工人进行工作。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于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资待遇也最低——有时与他们的实际技能或实际从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们也最难以承受消费的增加，如地铁票价、食品价格和房租。毛主义分子希望通过抗议价格上涨，推行岗位轮换的方法，从肉体上惩罚那些对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实行种族主义的监管人员，他们将赢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发更大规模的激进行动。
　　另一个旨在吸引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开始，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给予了高度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越南根据地委员会”对南越的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达了毫无批评的支持。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把他们引入一系列的与警方的暴力冲突之中，他们曾一度占领了越南驻巴黎大使馆，并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子。但是，在前无产阶级左派阶段，他们的任务重点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巴勒斯坦问题，以更能吸引他们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实际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归家园几乎是惟一一个前无产阶级左派给予了充分重视的非法国人的问题。
　　然而，毛主义分子并不限制他们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厂内把他们发动起来的努力。从1968年成立时起，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就开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国的贫民窟（bidonivilles）里，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区。bidon一词意谓桶（如油桶），贫民窟的小屋就是用这种材料做的，它们被粘在一起构成屋顶和墙壁。暖气、卫生间或自来水在这种临时凑合的结构里是见不到的奢侈品。这些无疑带来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发病率，尤其是肺结核。
　　毛主义分子在贫民窟的几个方面都很活跃。在谴责这种贫民窟存在的同时，他们坚持在摧毁贫民窟之前，应该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转房给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们还试图避免美国的模式——更新城区。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阿让德的斗争尤其竭尽全力。阿让德是巴黎的一个郊区，共产党控制着这里的市政府。支持无产阶级左派的团体“红色救援者”试图提供一些服务设施，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没有提供。在一个毛主义分子突击队组织的一次更公开化的行动当中，最时兴的食物店遭到袭击，美味食品被分发给贫民窟的人。虽然创立于1970年的一个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也开始在贫民区开展工作，但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组织。这些团体一起呼吁国内外注意这些恶劣条件的存在，而这种活动无疑对法国政府决定在极短时间内拆除它们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消失了。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区展开工作，也在专门为移民建造的居住区展开工作。在前一种居住区里，他们围绕着警察骚扰、白人种族主义暴力，以及房东们不负责任等问题组织活动。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强占空闲的房屋。1975年，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帮助郊区的法国工人阶级家庭用的就是这种办法。在为单身移民工人或离开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个月单身住在法国的移民工人专门建设的住宅区里，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鼓励和支持移民与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从殖民地退役的前军事人员）的种族歧视展开斗争，争取对房屋的控制权，坚持要求适当的维修，抵制房租上涨（管理者强行向居民征收定期上涨的房租）。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员和反制度的毛主义法国共产主义（马列）联盟的成员的继续工作，在引起全国居民房租大罢工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经营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连续四年无法收齐房租。
　　3．走出城市开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城市。但是，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会环境，找到了一个比以前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发动城区以外的群众。首先，创建后的第一年，无产阶级毛主义分子组织郊区和小城镇的商人设置路障，以抗议他们认为不利于他们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萨特批评毛主义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商人一起同警察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左派被指责支持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而是右翼布热德主义的再现。
　　其次，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和南部的奥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义运动。70年代后期，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达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人民最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的愿望。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支持这些反对现状的斗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比美国的毛主义分子所面临的种族分离主义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一方面，他们知道民族主义运动常常是相当反动的，他们不想让布列塔尼和奥辛塔尼的运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把任何具体的结构强加于他们。他们选择把他们视为非殖民化的斗争，认为这样他们可以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组织。实际上，这正是毛对中国之外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所采用的那种灵活的态度——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走自己的道路。
　　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环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跃的尝试，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东南部的卢瓦尔一阿特兰蒂克所发起的两次夏季运动。这个地区的激进农民曾把他们的粮食运进城市，倾倒在大街上，在马路上设置障碍，占领加工厂，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访问的农业部长拘押起来，后经警方解救才被释放。上面这些运动很多都需与警察展开肉搏。
　　在此之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曾千方百计与郊区的人口建立接触，1970年和1971年，他们组织了一个实际计划，招募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走出城市，到农民家里生活。这样做有两个具体的政治动机。一是反击政府1968年以来针对极左派而进行的宣传活动。青年革命者要让农民看到，尽管在政府控制的电视上，他们看到也听到过有关1968年起义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反恐怖分子法”，但他们决不是想使法国陷入混乱的人。这是一次公关的任务。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城里人，就像农民不大了解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大知道郊区生活和郊区的人。他们要通过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从第一手资料入手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计划的制定也是为了“调查研究”。根据这种实际经验他们得出结论：小的农场主和佃农受到通货膨胀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巨大压力。科技效率的确证和国际欧洲资本主义市场所施加的压力，只能看成是力图让小的农场主离开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被谴责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毫不关心，而毛主义分子则努力展示出对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尊重：
　　在最穷的农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们赖以可怜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们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对他们说“财产是偷来的”，从他们手中把土地抢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在中国，据说为了证明土地集体化的优越性，那些想单干的人也可以单干，直到他们自己看到自己错了为止。这是惟一说服他们的方法。
　　后来，吸引农民亲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钱，而是土地代表的东西，灵魂的投资。在城里，在工厂，工作是毫无人性的。一个人为别人、为老板工作，在闷热中跟着流水线的速度运转。他们制造汽车或机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后的结果。谁都不会对工作有一种控制感。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也是对劳动的热爱，通过劳动他能创造出自己能够控制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
　　今天小农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并不像“小资产阶级自私的要求”那样，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提供的高价和议会代表席位来解决。他们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型的斗争，走向一个进步的未来，与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由于小农的敌人与人民大众的敌人越来越趋一致，所以他们发现在这个工人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自己并不孤单。
　　卢梭和蒲鲁东的作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体现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对农业生活的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没有区分用益权和所有权的不同。范鲁东采用了卢梭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希望能够允许这种与土地的特殊关系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得以保留。与蒲鲁东试图通过为小范围的农民提供国家信贷以保留乡村个人主义的努力相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把中国农民公社的集体化模式视为一个乐观的答案。但是，他们感到只有没有土地的小农自己加入集体化，这一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一样都厌恶在集体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强制行为，否认托洛茨基在农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
　　4．犯人的权利
　　在上面提到的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的行动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动。因此，毫不奇怪，从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间共有1035名极端左派分子被内务部长马瑟林到人监狱，此外还有些被审前拘押但没有宣判，而无产阶级左派和前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还超过了定额。但即使在监狱里，这些毛主义分子也找到了另一个发动斗争的舞台。
　　毛主义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这一地位使毛主义分子能得到法国法律规定的某些权利。一旦他们的要求获得承认，毛主义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应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应是否认在法国有政治犯，认为这一要求是哗众取宠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墙外的支持，“红色救援者”和被关押的激进分子的家庭组织了声援示威游行。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示威行动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关押。审讯被利用作为论坛，现在拘押在狱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谈论监狱的条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主义分子犯人开始绝食行动，要求承认他们政治犯的身份，结束毛主义分子一入狱就被狱方单独关押的惯例，还要求有一个所有政治犯可以聚会的公共场所，一个更自由的探监制度，全面改善拘押条件，包括结束狱警对犯人的骚扰。
　　在绝食和声援的示威游行继续进行的时候，政府在某些有关前拘押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审判拘押问题进行绝食的人（吉斯玛除外）都被转入监狱医院。9月28日，法庭给予一个因在墙上写口号已被单独关押三个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变似乎仅限于审前被拘押者，因为吉斯玛本人在十月判决后又被单独关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条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过两个重要的途径传达给公众，即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人民事业》报。马斯佩络出版了题为《政治犯说的话》的小册子，向公众宣传了绝食活动的情况。马斯佩洛在第二个月刊登了吉斯玛在法庭上的证词的摘录。这些材料的发行面极为广泛，如果毛主义分子通过他们的小出版社“自由出版社”来宣传，就不会有这种效果。公众获知狱中毛主义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消息的另一个途径是9月24日巴黎体育馆滚石乐队的音乐会。在大群的听众面前，灯光暗了下来，一个毛主义激进分子拿过麦克风，解释为什么毛主义分子进了监狱，他们在那儿正做些什么。接着滚石乐队唱起了“街头再上”。差不多在绝食活动发生一年后，1971—1972年的冬天，法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监狱暴动。很难说那些暴动与毛主义分子的煽动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事实是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仍然在监狱中宣传，其组织和报纸都支持反对法国监狱基本条件的暴动，这已变成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那时，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从未宣布“发起”过什么事情。他们只是宣称方法和诚心诚意的支持。他们为已经由大众开始的斗争提供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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