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艾普特
　　大卫·艾鲁特（以下简称“大卫”）；从本成田机场运动中，我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着农民与激进分子的联合。农民开始起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政府采取激进态度；而激进分子大多从学生时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过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这一运动到现在几乎持续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
　　《社会文本》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我们正在思索这一事件的创造性。其绝大多数左派运动从未能够动员起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惟一以与之相比的是欧洲发生的生态运动，但也实在发生得太晚，不能够作如此的联系……
　　大卫：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社会基础标志着日本左派的发端。我们今天称之为环境的、生态的，或污染的问题都是如此。这一联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铜矿工人罢工。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污染对矿工生活的损害（现代炼钢科技带来的后果）来看待阶级斗争。政府和工业界都不认为铜的开采带来的伤害和死亡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便产生了安汐暴动。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后的形成。它开始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再加上一帮激进的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属于较早产生的新教，后来逐渐从传布福音转向社会问题。这一运动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从宗教人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人开始阅读列宁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开始于具体的问题上。即使运动是派生的，用来发动工人的思想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由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及其参与者——矿工、渔民、农民、工人和他们与激进学生的联盟，这一左派有着货真价实的真实性。后者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佃户的激进。在二战前，在某些城区，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很有势力。激进运动的发动工作的一个障碍是：为了在日本组织活动，如何处理以前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如何处理人民对小团体的忠诚，这些始终都很成问题。对于工会的会员来讲，忠诚应该高于好斗，这样，工会才会是大部分公司的联合，在日本有极少数激进工会几乎还没有达到工会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会会员，你很可能会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设你为本田或什么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对手将会是丰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板。因而左派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如何确立一个日本人能够认可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一种，农民的边缘化是另一种，但同时反对二者是日本群体关系的一个传统，在过去与叫做gumi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学习、参加五人队（一种由关系密切的男人结成的组织，在某些范围内，这种组织仍然存在）。社团的这一传统使阶级观念的确立陷入绝望。一个人在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激进，但也应该支持社区的组织。
　　记者：这种组织是从哪里产生的？是从单独一个村庄里产生的么？
　　大卫：一个小村庄，或一所学校。长期以来，该组织生存下来，并通过强制得到了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在相互关系中很仪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语言本身把人们按年龄、职业、地域和社会地位大致地分开。举例说，一个在学校里年级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里却没你的职位高，这一称呼他的方式就会与他只是个下级的情况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来，在上级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论年龄，自己长过他。怎样称呼这样的下级才得体呢？就这一称呼方式也会有好大的争论。因此，这是一个地位、年龄等所有细小方面的差别都渗透进语言里的国家，这使左派更加难以开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属于左派的历史。一战后，在日本共产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左派还是有可以夸耀的地方的。
　　记者：是不是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是从旧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
　　大卫：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面更具个性的人，如学者、文人作为新成员加入组织，但不吸纳分离前就参加组织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至少是从1906年到大约1926年，在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东京大学开始的。那时叫东京帝国大学。人们在秘密的团体里碰头，在经过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点见面，这是一种秘密的事情，因为警察总是在追捕他们。
　　记者：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还是非法的，是吗？
　　大卫：日本共产党直到二战结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状态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于共产党的建立。在组织的早期形式里，人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中心，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产生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常常从芝加哥查尔斯·克尔（Chenes Kerr）购买大量的书籍。有些还到美国旅行过。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种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传统。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进的组织里去——我曾研究过激进派别，他们有时会互相杀害，一些激进派组织接近于恐怖主义。但在组织内部，你会发现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对别人的需要；对待某个个人的问题、需要、压力等，都有一种几乎是微妙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对于日本新左派，这些就抽象为一种对共产党权力主义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他们坚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线的时候，也总是有权力主义的反对派。日本党有着双重特点：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等的特点，但也有些另类的根勉强的倾向，而这些倾向在日本党内所覆盖的范围比我熟悉的任何一个共产党都要大。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为党的路线的反对派之后仍旧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记者：现在你谈论的主要是关于战后时期，是吗？
　　大卫：是。
　　记者：社会党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党派的情况如何？
　　大卫：这里你一定得记住，日本社会党比普通社会民主党都要更马克思主义一些。今天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是新近从日本原社会党分离出来的。日本社会党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会党更民主社会党，但还右不过1950年前后分崩离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典型的社会民主党。
　　记者：他们是不是专门用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说的“新左派”。
　　大卫：是的。但要理解这些，你就得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青年团，称为Gakuren，共产党在1947年前后重新建立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沿着比共产党更民主的路线运作，有来自各个大学的代表，代表们在会议中必须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工作，主要组织也是党在各个大学的各种支部。
　　记者：就像一种社会学的假设一样，这些支部是否与你前面谈到的Gumi有什么关系？
　　大卫：我不知道，考虑到这种年龄等级体系内男人关系的贴近，我怀疑，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种隐喻的关系。人们真正加入党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几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为密切的关系或偶然的碰头。一个老朋友叫某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会，那就可能是党支部或小组，离开了就等于分离了，这一现象在日本左派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夸张。
　　为什么全日学生联合会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届党代会和揭律斯大林主义后，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离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们也有具体的日本问题要去追求，比如说，朝鲜人总是被歧视，这始终是新左派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他主要目标是对阿夷努人的歧视，但那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实在是一种不能触动的等级制度。这些问题不能获得通过，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这是很难以消除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日本共产党首要任务中列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也许全日学生联合会分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产党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党，一个国会党，在那以前它还从来都不是。社会党是议会中必不可少的党，而共产党则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产党决定放弃秘密活动，参与地方竞选，成为国会第三或第四大党的时候成立的。
　　全日学生联合会决定，这是不彻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说明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在每一个方面都背弃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们分裂了，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过去，相当于美国劳联一产联（AFL－CIO）的SOhy。这一大的工会试图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群众示威，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很难开展工作：一是美国的占领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却并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党的喜欢，因为他们取得权力利益的同时，可以说，那些事与他们无关。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改革废除了地主一佃户制度，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从未做过的方式发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动产，给那些曾很好斗且农民意识很重的佃户以社会地位，有些人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有些人成为极端行动分子，成为带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反国家偏见的半法西斯主义者——不是现在与三岛相联系的那种个人化的偏见，而是农民武士的那种传统——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间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级的家庭—…·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为佃户的世界和非佃户的世界。最后，这些差异都被土地改革摧毁了，政府负责投资郊区信贷，因为国家在战后正处于匾乏状态之中（我总的提一句，因为后面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农民已经变为激进分子，参加了日本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但即使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农民而成了郊区的企业家，家庭结构也仍然完好无损。所以这是很难发动群众反对美国权威的一个原因，除非你能诉求于下一代，那是全日学生联合会的激进的一代，他们从对领空的军事占领和控制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人的出现。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于已经回到人民手里，随着工业化向乡村地区的扩展也开始消失。1960年——日本宪法呼吁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条约——日本新左派才真正开始致力于条约修改的话题。学生发动了成千上万人，比工会曾设法去发动的人数多好多；在群众的冲突中，他们包围了日本国会，迫使首相石井辞职。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参与运动——意味着工会和其他运动的联合。例如，一个被称为保卫富士的运动在1947年开始，这是一次由母亲们参加的运动，她们抗议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规模的运动最后在1960年连成一片，发起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示威。这是日本真正的反对派。形式上仍然相对原始，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山林佐贺的农民运动仿效并发展了他们的经验。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宝，而不是那些被公认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开始于1958－1960，特别是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之后。
　　全日学生会依次地包含有各种倾向。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Bundu。名字借自德国老激进分子邦德，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开始在全日学生联合会外围活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范围。逐渐地，就有了三个学生会。既然这些组织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专门的学生组织而看成是职业革命团体，他们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进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严重的托派主义者，突然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别一样。这些宗派规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承诺责任心。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世界里工作。但是既然阶级斗争总是有，就像是永远不会有决定性的胜利一样，因此没有什么失败会是真正的失败。他们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琐碎之中。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分为二，同时五相向对方宣战，一个称自己为中央核心党，另一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个发表决议宣布另一个通过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决议，战术很快就升级为原则，举例说，原则可以定为列宁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或日常细小的战术问题融合为重大战略原则。因此，没有人听到过的斗争要给出一个名字；例如一5·22斗争”，这成为一个能指来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斗争，直到某个“转折”事件暴力的到来。当有人被杀，那个人就成为“5·22斗争”的烈士，等等。接着，整个事件就成为可怕的制作圣像的过程，有很多对策略的象征进行公开的操纵，把象征作为从历史和日常事件构织斗争的基础。
　　现在一切这类组织都以这种行动作为特征（毛主义也是如此），某些组织，像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特明确的列宁主义立场（并不反对托洛洪溪．他们从日本共产党的亵渎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列宁主义意味着你必须回到“将来应该做什么”才能理解地下党的真正本质。他们称自己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以把自己与恐怖主义相区别。恐怖主义者是那些从这些组织中分离了出去的参加了日本红军的人（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红军中最极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个叫做联合红军的小组织。他们到处搜索，占据山脉，通过饿、殴打、强迫性自我批评等手段杀死14名自己的人以纯洁他们的队伍（大约发生在1971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视这些人力恐怖主义者，即那些滥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对列宁的概念。这很重要，因为，反对向无事般人滥施暴力就构成合法的斗争，整个定义已经说明其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分支了。这是一个真正不同的组织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为它有着很多不同的态度和一种责任感，它也允许成员今天去做激进的农民工作，这些人不会把每日的时间花在当恐怖分子上面。他们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质，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代表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对糅立面：他们反对国家，可能用暴力反对国家，但不是对同道中人不加分别地滥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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