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哈斯有舞台艺术的天分，就跟老电影里面的情形一样。但是，他也有能力平息别人的怒气，让人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约翰·奎因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
　　对有些人来说，拍拍后背就能激发起来，或者行动起来。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非得朝他们的屁股踢一脚他们才动。
　　光是板起面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总当老好人也不行。
　　许多老板都犯这样的错误，要么做老好人，要么总是板起面孔。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多数人都需要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才会受到激发，从而产生最好的结果，一是戴高帽子，另一办法是严肃谈话。
　　老板的工作就是要思考应该使用哪一种方法，什么时候使用，用到什么程度。当然，目标是要让人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甚至表现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成绩。
　　在《今日美国》，从新闻采编室到印刷间，我们的冒险活动要求人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从个人和职业两个层面都要穷尽极限。
　　有些人稍加示范就可以做到，另外一些人必须有驱动力。我是领导者，也是司机。
　　最坚强和最坚定的人跟我站在一起，一步一步地跟随，也是不断威胁的结果。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或者是那些懦弱的人最后都掉了队。
　　我承认，我总是对别人要求很多，无情、 冷酷，也许还有些强迫性。如果遇着偷懒的人，我有时候还会辱骂或者虐待。但是，我总是赞扬表现良好的人，经常提拔他们，或者回报他们，有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雇用和启发
　　我的风格不见得能在所有公司有效。但是，在《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这个办法行得通。
　　一个重要的成分，是要雇用适合产品的人。背景、世界观和人生目标都是如此，之后就是要激发他们。
　　《今日美国》有某种东西必须向世人展示：它会突破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而最终成功。员工当中的很多人也会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当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名声，或者还没有达到自己最高的职业水平。许多人还都是妇女和少数民族，她们在别的地方已经碰到玻璃天花板上了。他们认为，《今日美国》是他们通向顶层的门票。另外一些人离开了他们原来很喜欢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尝试新的冒险事业。他们到《今日美国》来，就是冲着它的乐趣。
　　他们的冒险精神在媒体世界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冲作用。
　　无论他们原来的工作是无聊还是走到了尽头，他们身上都还带着相当强烈的职业道德精神。这是《今日美国》的偶像崇拜或偶像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一部分，也是《今日美国》得以成功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学会开心大笑。我对《今日美国》的成功绝对是12分认真的，但平时还是开很多玩笑，说一些俏皮话。我从来都不让我们大家太严肃。
　　我当然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一辈子都是用自嘲式的幽默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以此赢得听众的。现在，在《今日美国》，我们的评论者也很容易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正好玩到我的手心里了。他们给了我很多材料，让我轻松就可以自嘲解闷。
　　在《今日美国》开头的一些日子里，我经常和公司外面的一些听众谈话，也看很多刻薄的批评，都是原封不动的原话，但我仅仅是微笑以对。听众总是会开心大笑。人们的本能都是同情弱者的。评论者帮助我成为一个出名的失败者。
　　早期的大部分批评都是针对我们的新闻和社论产品的。我们最聪明和最活泼的新式新闻没有带来别的东西，反而是来自传统记者们的嘲笑和讥讽。
　　一开始，我们的编辑和记者也都是怨气冲天。我告诉他们要放松，要学会轻松面对。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得很干脆：如果《今日美国》是好报纸，那么，我可能就投错了行当。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对自己的编辑人员说：“我和布拉德利终于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他的确投错了行当。”
　　我的同仁大笑，情绪放松了。从那时起，我们的批评者都成为促动器，激发我本人，也激发我们新闻采编组的人。
　　南茜·伍德哈尔当时是管理方面的编辑和新闻组的总编，现在是加内特公司新闻服务处的总裁，她说：“纽哈斯很自信，在我们面前也很傲慢。他知道我们在改造新闻世界，因此他就嘲笑评论人员。这样使得我也很自信。这是领导人物在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时期对人们产生良好影响的极好范例。”
　　《今日美国》的批评者尽很大力量为我们找到了各种污辱性的标签，用以命名我们这种形式的新闻方法。但是，名声最大，同时也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一个标签，倒是我们刚刚开始发行的时候，由专栏作家乔纳森·雅德雷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启发出来的：
　　这才是《今日美国》真正的革命……报纸每天给读者提供一大份鳕鱼肝油；味道可能很差，但对他们有用。《今日美国》……跟一些父母一样，这些父母每天晚上带孩子去不同的快餐店，而让自家冰箱里堆满冰淇淋，这样就使读者只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一次，我们的一些编辑又十分气恼。我却很喜欢。这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珍惜别人给予我们的很高评价，因为我们给了读者想要的东西。我还说，那种“快餐”比喻给予我们的东西，远远超出它对我们的伤害。
　　“麦当报”的形成
　　雅德雷的专栏激发出一个标签，或者叫诨名，它对我们公司的新闻采编人员的激发作用，远远大于我自己能够想出来的任何办法，而且成为一种特别工具，被我们加以最佳利用了，这就是“麦当报”。
　　最早的暗示是《新闻周刊》上的一个头条：“报业的大汉堡。”
　　其他一些新闻评论人很快抓住了“麦当报”这个标签。他们利用这个词显示他们对我们这种形式的新闻采编的轻蔑。而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快捷的传讯方式，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快传递给公众：
　　很多新闻，很多小块的有趣新闻。味道不错，让你感觉起来也不错。色彩丰富、平整、漂亮，用的是不会脏手的油墨，不像许多灰色报纸那样。
　　琳达·艾拉比是电视客串人和媒体评论人，她是这么评论《今日美国》的：“字迹不会在手上磨损，也不会从你脑海里消失。”
　　我反复不断地引用她的话，多半是以半自嘲的口气引用的。但是，我总是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指出，《今日美国》给我们消息，给我们娱乐，让我们辩论。但是，它从来都不自己说了算。我们从来不把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强行塞进人们的喉咙。
　　有一位编辑说：“他们一边称我们是‘麦当报’，一边却在偷窃我们的‘麦当’金块。”从这以后，编辑人员都转变了态度。
　　把对手不诚实的评论转变成有利于我们的东西，这不仅仅刺激了公司内部的士气，而且还使普通群众感到好玩。大部分人都称赞我们敢于自嘲的勇气。
　　编辑约翰·奎因说：“纽哈斯养成了一种行事的方法和风格，他可以拿自己和《今日美国》自嘲，而且效果不错。他可以站在一群广告高级主管或卡车司机面前说一些关于自己的话，结果让任何人都产生有利于他的反馈。”
　　我们有很多机会利用人们的开心大笑，其中一次机会是这样的。《哈佛讽刺文》的编辑决定，他们准备拿《今日美国》当做1986年当年的年度拙劣品模仿对象。
　　《哈佛讽刺文》以前模仿过的对象包括《纽约时报杂志》、《大都会》和《人民》杂志。《哈佛讽刺文》嘲笑过的大部分出版物都认为那是不利因素。目标出版物的许多高级主管对此都十分紧张，而且坚决抵制那样的行动。
　　而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让人们注意《今日美国》，尤其是有年轻聪明的观众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会是极有趣的事情。
　　因此，我邀请年轻的哈佛编辑们到华盛顿来进午餐。他们的想像力和不敬行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看来比老一代的编辑更容易理解《今日美国》。
　　会后，我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去配合《哈佛讽刺文》的编辑。我们开放了很多文档供他们使用，我们让他们借用字体和图形设备。
　　他们的头条讽刺突出了以下内容：
　　►“3个乡下小子中有4个不会数数。”
　　►“沃普纳法官提拔到了最高法院。”
　　►“舔屁股：公司成功的关键招术。”
　　我们甚至购买了那一期的整版彩色广告，祝贺《哈佛讽刺文》的聪明编辑们。
　　学会自嘲
　　《哈佛讽刺文》那一期已经准备好发行了，我和《今日美国》关键的编辑人员一起去了剑桥的《哈佛讽刺文》城堡召开的小礼服晚会，主持人是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跟所有人一起笑话我们自己。我们后来又在华盛顿举行了答谢宴会，宴请了哈佛的同仁，结果有数百名政府和媒体大腕列席。我们的媒体评论人又有机会嘲笑我们了。但是，我们在跟大家一起嘲笑自己。
　　“艾尔对我们讽刺活动的态度显示他很自信，也显示出一种幽默感。”《哈佛讽刺文》的编辑丹·格林雷说，“我禁不住想要称赞这样一家公司，既如此投入，又如此不敬。”
　　这期充满智慧的拙劣品模仿，他们印刷了75万本，主要在大学校园里销售。这反映出《今日美国》在大学校园里极受欢迎。一项指标：《今日美国》30%的发行量现在处在18-38岁年龄组，这对于未来的读者群是一个相当鼓舞人的预测。
　　虽然评论者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并促进了我们的新闻采编人员，但是，我们在发行、广告和其他部门却并不是经常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的。
　　这些部门的人，激发他们的关键在于一开始就明确地设定很高指标，公开说明这些指标，之后拼命工作，想法达到或超过这些指标。
　　《今日美国》开始发行之前，我公开宣布了跟董事会讨论过的5年目标：
　　►平均每天有偿发行量为100至200万份。
　　►每份50美分。
　　►每天12到15个有偿广告版面。
　　►年收入至少2亿美元。
　　►盈利。
　　我本来可以把这些目标保守为秘密的。那会使我少很多压力，也会让我的同事轻松一些。但是，公开宣布这些指标也是实现它们的重要步骤。把这些期望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这就迫使大家，包括我本人，全身心投入。
　　私人目标对任何人来说都算不得什么。只会对一些怯懦者有用。那些目标很容易被人遗忘，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生改变。
　　《今日美国》的目标定得很高，很明确，而且公开对所有人说了。这就给我们、我们的董事会和我们的公众以及评论人明显的试金石，用以衡量我们的表现。
　　《今日美国》长期目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发行和盈利这两大问题。对于我们所有部门的人来说都相当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从印刷间到采编室都是一样的。
　　《今日美国》最重要的发行数字是100万。这是一个魔术数字，我们负责销售的人员说，只有达到这个数字，广告客户才有可能对其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尽快实现100万的发行量是相当重要的。全国规模的广告客户坐在球场外观察着我们。
　　一旦开始发行，并且意识到突破百万发行量的重要性之后，我就把我们的目标往前提了。我并没有改变5年计划，但是，我对关键人员说，我们必须在头一年结束之前达到100万的发行要求。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当时，全国只有3家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日报：
　　►《华尔街日报》，1,925,722份，创立于1889年。
　　►《纽约每日新闻》，1,544,108份，创立于1919年。
　　►《洛杉矶时报》，1,052,637份，创立于1881年。
　　大多数人以为，极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每日的发行量一定超过百万。但是，哪怕加上它的全国版，其发行量也没有达到100万。其他一些相当知名的报纸，如《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都没有接近那个数字。
　　我明白，如果我们准备在一年之内到达100万的发行量，那我们就必须把发行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到万无一失。我任命自己为发行检查官，在我们进入的任何一个市场进行检查。
　　早晨我进行慢跑的时候，一般会带上一些硬币和纸笔。我检查售报机，确保当天报纸在早6点之前就已经展示出来，而且机器必须运转正常。如果有何不妥之处，我就记录下来。
　　如果街角的售报机吞下硬币而又不吐出当天的报纸来，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种情况更容易赶跑潜在的客户。
　　偷懒的人呆不长
　　《今日美国》开始发行的一个月后，我发现在华盛顿闹市区靠近白宫附近有一台售报机出售了并非当天的报纸。我找来发行老板弗兰克·维加，对他个人臭骂了一通，之后又利用这个机会责备众人，并向各部门负责人发出以下备忘录：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懒洋洋的态度和表现，而且在公司里面慢慢滋长。有些人认为，他们和我们已经成功了。
　　请大家记住这个事件，并且提醒所有在你们手下工作的人：偷懒的人，草率马虎的人，热情不高的人，没有激情的人，他们在《今日美国》都干不长。
　　如果上述话说得不甚清楚，或者如果各位对个人的责任不甚明了，不知道自己应该保持合适的工作态度和保持合适的表现，请问我。
　　1982年的首期发行进行得不错。我们在华盛顿-巴尔的摩一线、明尼阿波利斯一线和匹茨堡一线都干得不错，在亚特兰大和西雅图一线也还好。但是，圣弗朗西斯科的数字使我们第一次失望。
　　圣弗朗西斯科的运作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个市场，而且有两份现存的报纸已经在为那个市场提供服务了。我的观察是，当地的计划和对启动项目的实施效果不好。我还觉得我们的顶层高级主管已经开始以为发行是自动化的事情，因此只给予了一般化的重视。
　　圣弗朗西斯科的启动项目之后，我召集维加和出版人菲尔·吉亚兰拉和总裁文斯·斯佩佐罗到我在佛罗里达的家里，星期天早晨开了一个会。
　　我问他们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把圣弗朗西斯科的事情搅坏了，你们准备如何修复？”
　　“我们坐在南瓜中心艾尔办公室里，那就像是《说不博士》和詹姆斯·邦德电影里面的场景。”维加说。“他的双膝上摆着常见的两个马耳他白色木偶，轻轻地摸着木偶，但盯住我们的眼光却透出寒气。
　　“我看着菲尔和文斯，看看我们当中谁来承担圣弗朗西斯科失败的责任。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坐在活板门上，任何一刻都有可能翻过来，将我们送到楼下的鳄鱼池里去。”
　　维加、吉亚兰拉和斯佩佐罗对我一脸不悦胆战心惊。我明白了，朝他们屁股上踢几脚才是好办法。别的人可能只需要轻轻说几句责备的话就能动起来，但是，要引起这几个家伙的注意力，非得采取强硬立场才行。
　　会议结束之前，我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借口，而不是理由。“如果你们几位指望留在附近，那我不想再看到类似的惨败。”
　　接下来在休斯顿、丹佛和洛杉矶地区进行市场启动，结果十分成功。到1983年1月底，我们的发行量超过53万份。经过仅4个半月以后，我们离百万大关只差一半了。
　　洛杉矶市场启动之后，我给维加寄去了桃色字条：“你干得不错，小伙子。再搞来半个百万，你就成熟了。”
　　通过剥夺进行激励
　　我总是记住要表扬好的表现，但一般来说，总是通过引述接下来的挑战进行的。
　　“艾尔不太容易表扬别人，假如真表扬了，那就意味着他要求更多。”维加说，“他是我认识的最有促动力的人。他有能力让你希望得到他的赞成。你必须为此天天工作，因为他一点一滴灌输给你，比如一次一条的戒律。至少上帝还一次把10条戒律传给了摩西。”
　　如果表扬的话说得具体，而不过火，那雇员们会更珍惜。我称这样的表扬是通过剥夺进行激励。
　　既然现在看起来我们在发行量的推进中势头不错，我就决定加大压力，提早突破百万大关。报纸出版人年度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定于4月份在纽约市召开。
　　我对高级主管们说，到那时，我希望能够宣布我们已经到达百万大关，哪怕《今日美国》才只有7个月的创始期。这就刺激了新的情绪，给一些本来快没有电的电池又充了一次电。
　　我们提早了在迈阿密、底特律、芝加哥、费城和纽约的市场启动项目。日程提前之后，人人都累得要死，但效果不错。
　　1983年4月24日，在沃尔多夫奥斯托里亚酒店的舞厅里，当着数百名报纸高级主管的面，我为巨幅的《今日美国》条幅揭幕，上面写的数字是：1,109,587。
　　加内特公司的各位出版人站起来欢呼。业内其他的出版人不为所动，许多人并不相信。
　　《今日美国》7个月的发行故事成为那个星期召开的全国报业出版人大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我们只不过是在“伪造数据。”他们很不客气地说，我是个大骗子，还说我们通过假冒销量来扩充发行量。
　　报业有检验发行量的技术手段。发行量审计局（ABC）可为成员单位进行账册审计，现场检验，之后再发布一个数字，业内人士和广告客户认为那种数字是《圣经》，一般会予以承认。
　　这个办法本来可以很轻松地检验我们声称的数字。问题在于，发行量审计局有一条老规矩，出版不到一年的报纸不够参与审计的资格。这是业内老大们自我保护的另一条规矩。
　　我想出一条绕过这条戒律的办法。我请全国知名的审计公司普莱斯沃特豪斯公司为我们的发行量账册进行独立审计。没有哪家报纸以前干过这样的事情。
　　结果：普莱斯沃特豪斯说，我们100多万的发行量数据是正确的。
　　本来诽谤的话可以就此打住的，但结果却没有。竞争的出版人不断说，惟一可信的发行量审计数据只有ABC才能拿出来，许多广告客户决策人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一些聪明的广告客户猜测，我们不可能蠢到拿这样重要的数据公开撒谎的程度。
　　从公司内部看，把100多万的发行数据公开是强有力的激励手段。它激励发行人员把这个数据再提高一些。100多万的数字已经在广告客户的内心里固定下来。
　　当等待已久的ABC审计数据终于出台时，它使差不多任何人都成为信服者。正式的数据是：1,179,834份。这比我们宣布的非正式数据多出近7万份。
　　给成人的成绩单
　　数据猜测游戏终于结束了，我的注意力转向除发行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所到之处，我什么事情都过问一下。
　　之后，我召开了一系列管理会议，把每个部门的关键高级主管找来，发布了头一年的成绩单。
　　我发布了多年以来的很多成绩单。成人不太习惯于拿成绩单。如果说等级可以检测在学校的表现，那么，他们在工作场所就意味着更多内容。
　　人生就是一种考试。每一个工种都是一种考试。在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考试。因此，等级和成绩单都是重要的。
　　头年成绩单上的主要内容包括：
　　►广告部：“《今日美国》广告部门在宣传活动中的表现得到A或A加。如果在实际销售活动和结果中得到C减，那会是相当幸运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除非顶层的人进行更有效果的销售活动，否则，目标销量不会达到。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就不属于这种百万发行量的团队。”
　　►发行部：“你们在销售中值得打A或A加。请记住，我一般不太容易给人打A分的，A加就更少了。但是，在市场战略和定价策略上，你们只能得一个C或C减。你们仅仅努力地思考如何把报纸送出去。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从现在起，我们的战略是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掉更多的报纸。明年我们将以35美分的价格销售报纸，后年将涨到50美分。因此，你们要做好准备！”
　　►新闻部：“你们做的工作是《今日美国》所有部门中最好的。你们每天的整体产品都是正对目标的。从前台到后台，你们都拿到了强有力的B加。但是，在头版的上半截，你们已经开始操蛋了。那是报纸最重要的部分。那是潜在买家能够看到的惟一部分。而这部分恰巧是我们编辑最差的一部分。这部分只能得C加。”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我知道自己想去什么地方，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别人都不明白。我的目标：街角的售报机。我们的新闻采编室和会议室里都装有售报机，因此，当天的报纸都展示出来，供员工们看，就如同我们潜在的客户在街上能够看到的情形。
　　我又一次展示出计划好的戏剧效果，但同时控制着脾气，不使其上升太过。
　　我在售报机跟前停下来，我使劲摇晃机器门，用拳猛击展示出来的报纸上半截。之后我伸手到口袋里掏钱，摸出了一枚硬币，之后买了一份报纸。
　　我把报纸打开，这样，整个版面都显露出来。当天的封面报道是关于垒球联赛狂热的一些事情，上面有一幅彩色照片，是一位金发碧眼、穿着紧身毛衣的漂亮女中学生啦啦队长，激动得跳起来的样子。但是，仅有她的头和肩露在报纸的上半截，在售报机的窗口上只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奶子放在折页上
　　我用手指猛戳那一版，强调我的不满，并发出咆哮声：“下次你们登载干净整齐、土生土长、穿紧身毛衣的美国漂亮姑娘照片的时候，别忘了把她的奶子放在折页以上！”
　　室内的男女新闻编辑一片哗然，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话与奶子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只是为了留下永恒印象，一版最好的部分必须要在售报机上显示出来。
　　此后，我们一版的上半截质量大有改进。
　　后来，各个部门的表现都有改进。无可避免的是，重点必须要转移到成本控制上面了。一开始，我们遇到大部分问题都靠扔钱解决。最终，我明白必须要用聪明的管理来替代钱了。我还意识到，让每个人都换档是不容易的事情。
　　到第二发行年的年底，这一天终于到来。
　　当时我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场所，准备度周末，此时，1984年10月的财务报告送来了。那是我们那次行动第三年的第一个月。
　　当月，《今日美国》又亏损1,000万美元。1984年的大部分月份都保持这个水平的亏损。我曾向董事会许诺过，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看到改进。我已经跟关键的管理人员反复多次谈到此事。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
　　我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无论哪种方式。
　　星期六中午，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总裁约翰·克雷，告诉他把《今日美国》一共由8个人构成的管理委员会叫到南瓜中心，准备星期天中午开会。召集各位高级主管，并让他们坐加内特公司的喷汽式飞机于星期天早晨赶到是他的事情。我说，必须100%到场。
　　他发现几位高级主管散布在全国各地。卡茜·布莱克是最后一个找到的，到星期六晚上才找到。她和丈夫在蓝脊山度周末，克雷是从山顶上找到他们的。
　　星期六晚上，我在可可阿海滩我最喜欢的海鲜餐馆海浪餐厅进晚餐，身边有一位经常见面的朋友，是芭芭拉·惠特尼。
　　惠特尼是纽约的设计师和建筑承包商，几年以前搬到可可阿海滩来。她的建筑公司造住宅和写字楼，她还拥有惠特尼艺术画廊。我雇用她设计和监督《今日佛罗里达报》的新楼建造。
　　我喜欢她的风格和她的成果，我们成为密友。我们两个都离了两次婚，但是，我们的关系却不属于浪漫型的。作为密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从私人角度和职业角度都是如此。她有相当丰富的品位，什么都要一流的。但是，她的适应能力也不错，时好时坏的日子都能过。
　　她为我设计过很多项目，从在华盛顿特区的数百万美元《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办公大楼，到我写作本书所用的、造价3万美元的南瓜中心树屋都有。
　　晚餐时，我对她说，第二天安排了与《今日美国》高级主管们的一次会议，而且把召开会议的理由也告诉她了。“我准备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敞开花钱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说。
　　她想了一下，之后建议：“如果你真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为什么不做一次类似‘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我大笑，说：“听上去真不错。但是，我并不太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细节。如果你安排，我就愿意表演。”
　　她说，“你说话算数。我会带葡萄酒、没有发酵的面包、一个十字架、一顶荆冠和所有用品来。”
　　惠特尼是英国和波兰籍的美国人。我经常称她是波兰公主。她跟海浪餐厅的老板拉斯迪·费谢尔合作，费谢尔拿出了仪式上才用的犹太文本。
　　第二天，我在南瓜中心跟《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进行自己那种方式的周日布道，同时，惠特尼和费谢尔就在那里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刚到南瓜中心，他们就嗅出了某种不同的气味。当时是中午，但没有出现午餐的迹象。我甚至把平时摆设的果盘也从长长的会议桌上撤走了。没有饮料，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
　　我们立即谈起事情来。我说：“我们过去运行《今日美国》的方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在财力上也撑不下去。从可信度上说也不行了。从情感上说也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曾向大家和我自己说过，这个冒险将会是很好玩的。照我们这样亏下去就不好玩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放弃，我们宣布《今日美国》失败，我们余下的一辈子去干别的无聊事。
　　►“如果重新开始，那就意味着要采取巨大的政策变更。葡萄酒和玫瑰花的日子过去了。
　　“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放弃，我就想重新开始，我来进行政策变更。你们愿意留下来的人来实施这些变更。不太容易，甚至都不让人开心。你们当中一些人也许不想照这样的规则行事。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
　　我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我看着每一个人。我让他们有机会离开。他们都在我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呆住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了下面这样简单的话：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用管理方法替代金钱了。
　　“我们必须制造和提供更多的新闻，人员更少一些，版面更小一些，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销售和发表更多的广告，价格更高，但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制造和印刷更多的报纸，质量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发行和销售更多的报纸，价格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你们必须思考出办法来，看如何能够做到这样。我这么来帮助大家：明年，我将宣布你们的工资单将扣除5%的工资。如果今天效果好，我们就不会再雇用任何人了，除非有克雷或我本人亲笔批准，而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同意再雇用任何人的。
　　“因此，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要想出好办法来，看看如何能够用较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今天下午，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海浪餐厅见面。”
　　如果是在南瓜中心开会，会议一般就是在海浪餐厅结束的。他们都预备着出现同样的情景：会后有一顿极丰盛的晚餐，有石蟹或牡蛎，有佛罗里达产的甲鱼或鲳参鱼，有法国葡萄酒；再来一点点轻松的经营话题和社交谈话。但是，他们马上就会大吃一惊了。
　　到了海浪餐厅后，他们被人带进一个私人餐厅。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有人在外面等了20或30分钟，订的饮料也没有人喝。所有人到齐后，芭芭拉打开了通往私人包间的房门。
　　
　　星期天晚上的剧院
　　他们一个个进来，我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边，桌上什么都没有。我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袍，还戴着一顶荆冠。我身后的墙上有很大一个木制十字架。
　　客人们一声不吭。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哭，笑，还是应该离开。
　　每个座位上都摆着一杯曼尼雪威茨葡萄酒，还有一块未发酵的面包。另外，还有一段简短的手稿，我稍后将朗读它，他们必须有所回应。芭芭拉和拉斯迪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稍做了一些修改，重点在舞台效果。
　　我开始读那篇手稿，开头的一句是“逾越者仪规。”
　　那是一种宗教隐喻的混合物。背景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手稿来自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是一种逾越节仪式。
　　我读逾越节家宴仪规用的仪式问题：“我们今晚为何吃特别苦的药草？”
　　之后，我要求他们跟我一起唱答：“之所以吃这种苦草，是因为我们正在威胁自己，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更苦，可能会让我们后代的生活更苦。”
　　仪式进行途中，有些人笑起来。另外一些人不出声，一脸阴沉。但是，他们都明白了里面的意思。除非事情有所变化，这也可能当真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确保人人都明白我的意思，我还请了一位摄影师来，让他拍下这个场景，好让后来的人看到这个庄严的场面。我后来把亲笔签过字的照片送给他们了。
　　他们的老板头戴荆冠，背景上还有十字架，他们自己则坐在最后晚餐的桌子上，这张照片是极好的提醒物，让人明白残酷的现实：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坐飞机回华盛顿的那两个小时里，有些人十分恼火，有些人在祈祷。
　　但是，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削减开支的活动就开始了。
　　他们离开以后，我回到南瓜中心，在我自己的海边小礼拜堂里停了一会儿。“谢谢，”我说，抬头仰望天上的他或她，一边微笑。
　　回去后，我躺在床上思考惠特尼给我的那些话，还有仪式上用过的那本手稿：
　　►公元前550年写过寓言的希腊寓言家伊索说：“自助者，众神助之。”
　　►本·富兰克林这个婊子养的，他从伊索寓言里面偷来一段话，稍加改编后变成了1736年的《贫儿理查德年鉴》里的这么一句话：“自助者，上帝助之。”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帮助者，可以促进和操纵一些人，让这些人使《今日美国》成为必胜之道。
　　有话直说：“赞美我主，传递灵感。”
　　七、我的过失与祝好胃口
　　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怀疑《今日美国》会成功。但是，我绕过了这个问题，我说：“永远不要和艾尔·纽哈斯打赌。”
　　──凯伊·格雷汉姆
　　《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主席
　　美国的迈达斯王就是沃伦·巴菲特。在华尔街上，他摸过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黄金。
　　我邀请这位来自伯克郡哈萨维的睿智可爱的婊子养的亿万富翁出席《今日美国》创立5周年庆典，他接受了邀请，但说必须要有乌鸦才到场。
　　“你们得准备两份菜单。”巴菲特写道，“一份应该拿出真正高雅的名菜，给那些从头到尾都相信的人。另一份应该是乌鸦，给那些怀疑主义者。如果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建议，那你们也许应该把最大、最难咬和最丑的乌鸦给我留着。
　　“我觉得《今日美国》会脸朝下倒下，从编辑和财力两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现在看起来，你们创办了一个花费了3亿多美元的一项产品……在最近的将来，这个数字有可能发展到每年亏损3,000万美元。我们两方都知道，与其坐等摩根斯坦利公司下一次的审计，你们所做的已经好得多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希望你大发善心，为我提供很多伍斯特郡辣酱油，吃乌鸦用的。”
　　幸灾乐祸不是我的风格。沾沾自喜也不是。开心大笑才是我的世界得以转动的原因。
　　因此，1987年9月15日，在《今日美国》庆祝其创立5周年的宴会上，我们为朋友和对手提供了娱乐和上等的食物。
　　5年前，就在同一个晚上，我们在国会山跟前的天篷底下庆祝《今日美国》的创办日。今天晚上，我们在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令人眩目的总部照样举行庆祝晚会。31层高的总部在波托马可河的西岸，俯瞰着华盛顿特区和白宫。
　　5年造成了多大的差别啊！
　　►当时，一些人说些祝好运的客气话。但是，差不多所有人私下里都有自己的聪明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说，我们当时尝试的事情不可能成功。
　　►现在，我的过失之类的话很多。早期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都因为我们的成功而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
　　罗纳德·里根总统当初出席过创办仪式，现在，他又带头表示敬意：
　　“你们的成功是新闻业真正的转折点，你们把整个行业带入了21世纪。”美国第40届总统说。
　　其他的客人包括来自政界和工业界、体育界和娱乐界的200多位领袖人物：媒体大亨沃尔特·克隆凯特、马尔科姆·福布斯和海伦·托马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以及议院共和党人督导员迪克·切尼（现任国防部长）；赛车手马里奥·安德里迪，作家基迪·凯莉和商人比尔·马里奥。
　　福布斯是我认识的最有趣、也是最可爱的亿万富翁和婊子养的，他是这么表达他的情绪的：
　　“当加内特公司和纽哈斯开始弄这么一个项目的时候，我跟千百万人一样觉得不太有可能成功。一个人还能错多远呢？
　　“你们在别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见到过这样一份报纸如此成功的吗？”
　　香槟与笑声
　　赞美的话听起来总是让人感觉悦耳。但是，我并不想把晚会弄成伤感的聚会。因此，我们砍掉了演讲部分，直接开怀大笑起来，直接举杯同庆。
　　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沾沾自喜，别拿自己太当一回事。
　　但是，转变态度的话和我的过失之类的话还是有人说，最让人惊讶的话是在我退休的那个晚上说出来的。
　　《华盛顿新闻评论》是一家颇有声望和独立的杂志，1989年3月，该杂志报道了针对其3万名读者进行的一份调查。这些读者大部分都是全美各地的新闻记者，其中一部分人还是狂热批评《今日美国》的人。
　　《华盛顿新闻评论》调查的问卷是这么提问的：在过去10年里，谁对印刷媒体的影响最大？结果是：
　　►艾尔·纽哈斯：44.6%
　　►罗纳德·里根：13.4%
　　►阿比·罗森塔尔（《纽约时报》前任执行编辑）：8.4%
　　《华盛顿新闻评论》的结语是：
　　“读者认为在过去10年里对印刷媒体影响最大的人，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人——《今日美国》的发起人艾伦·纽哈斯……纽哈斯使新闻业对其产品的本性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研究，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有可能成为纽哈斯最让人难忘的遗产，比《今日美国》更有意义。”
　　《华盛顿新闻评论》为此颁奖，在一个挤满了以前持怀疑态度和批评态度的人的房间里，我发表了一通演说，接受了该杂志的奖项，并以简短和半开玩笑的口气表达谢意：“没有这个屋子里面的人从头到尾持续不断的鼓励，《今日美国》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
　　人人都开心大笑，而且报以掌声，嘲笑变成了欢呼。
　　有话直说：最后的笑的确是最美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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