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将要赢得诺贝尔奖的想法写在了一张洗衣单的背面。
　　"该死，"他咕哝了一句，用手紧紧按住撞得生疼的膝盖。他蹒跚着往浴室走去，右手扶着墙，摸索着往前走。即使不具备神经生物学知识的人也知道，光会刺激视网膜，使人睡意全无。
　　要是在自己家里，他对到盥洗室的路径了如指掌：从右边下床；用左腿把被褥推开，沿着床边走四步；三步穿过过道，右手就可以碰到墙壁。然后往前直达盥洗室的门，用左手摸索着寻找洗脸盆，最后，右脚小心翼翼地凭感觉找到马桶的底座。他蹲坐着如厕时，眼睛仍然闭着，黑暗中，他利用这段时间保留对醒来时分梦境的最后记忆。他聚精会神地回想被打断的梦境，不愿意开灯，以便回去继续睡觉。
　　然而，今天晚上，他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剑桥市哈佛广场对面的喜来登酒店。他的膝盖真是撞得不轻，坐在马桶上，他仍然在揉膝盖。寂静中，最后几滴尿液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疼痛彻底唤醒了他。他开始想到讲演。他突然一惊。天哪，他想，赶紧伸手去找电灯开关。就是它！我怎么会把它给遗漏了呢？灯光刺得他的眼睛有好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他伸手去拿挂在门背后的睡袍。
　　凌晨3点14分，伊西多尔-康托教授坐在小书桌旁，开始在书桌抽屉里找到的唯一一张纸上匆匆地写了起来。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将要赢得诺贝尔奖的想法写在了一张洗衣单的背面。
　　哈佛的演讲
　　康托的假说确实充满了大智慧。克劳斯在心里构思了一篇适当的赞美词。康托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们将作为克劳斯传说中最负盛名的妙语之一载入哈佛的史册。
　　克劳斯肉瘤既不像卡波西肉瘤那样丑恶，也不像劳斯肉瘤那样著名，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发明者哈佛大学的库尔特-克劳斯仍然十分活跃。他的肉瘤早已成为典型的肿瘤之一，大多数医治肿瘤的化疗新药品都要用来它作试验。如果新的药剂不能够使克劳斯肉瘤缩小的话，那就十有八九不会再做进一步的试验了。
　　癌症研究方面的流言蜚语在克劳斯的实验室里自会很快结束。把流言变成现实（或者让它销声匿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克劳斯的午餐研讨会上陈述自己的结论。"艾西，"克劳斯打来了电话，"有传言说你现在正在涉猎一种新的肿瘤生成理论。"
　　"我恐怕不会说是涉猎，"康托回答说，"我对此是很认真严肃的，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假设。"说起来，康托的想法相当简单明了。在他看来，导致肿瘤生成的罪魁祸首必定是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必须穿过一个乃至几个细胞膜，才能进入细胞里面破坏捣乱。而除了一种罕见的例外情况外，所有这些细胞膜都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发生易位。在康托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一种可能是由突变引起的化学变化允许致癌物质双向进入正常细胞，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有一个入侵者，它就会冲破障碍进入一个细胞，使其产生癌变，然后又会从这个细胞里出来，再进入下一个细胞，然后又是下一个……负责细胞膜单向运输蛋白质信号的结构片段始终位于蛋白质的"游离氨基"端附近。在已知构成蛋白质分子的20种氨基酸中，只有一种氨基酸--精氨酸，有三组这样的"游离氨基"，它们附着在一个碳原子上。康托的关键假设是，引起蛋白质精氨酸成分变化的突变，会导致蛋白质的双向运输通道突然打开。
　　"是吗？你有办法检验这种理论吗？"克劳斯立即把手指戳在了他的软肋上。康托还没有做任何试验来证明其假说的正确性。一种没有证据的假说，有时候比毫无用处更糟--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你可能会把此后的精力全部用来验证它，结果却只是徒劳。
　　康托很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说："没有，我还没有想好如何证实这一想法。我正在研究。"
　　"既然你正在研究，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讲讲你那严肃的假想呢？"电话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克劳斯在窃笑。"没准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
　　当人们被克劳斯请去在每周都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做演讲时，他们向来是有邀必往。三个星期之后的这天，康托就在剑桥撞伤了膝盖。翌日早晨，他坐在"白兰地酒餐馆"里吃早餐，一边在翻阅他的笔记。原先，他还有点担心自己的假设能否经得住克劳斯那声名狼藉的批评--那个人即使对朋友也丝毫不留情面。但经过今天早晨在盥洗室里的头脑风暴之后，康托感到无比自信。他不准备对克劳斯或者哈佛的其他人提及他的顿悟，介绍那个将把假设变成无懈可击的事实的实验。那得等到实验完成之后再说。他深信实验一定会成功。凭自己的直觉，他感到它构思得实在太完美了，不可能不成功。
　　克劳斯的王国是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康托决定在剑桥市过夜而不去波士顿，他想去哈佛广场另外一侧的化学系看看。他很难得去化学系。哈佛广场犹如学院里的界河，将哈佛大学的几个学院分隔开来。学院里，学科相近的学者们有时候一起工作多年，只是偶尔放下在他们与邻近学院之间的吊桥。康托年近六十，是位蜚声国际的细胞生物学家。然而，很少有人还记得他是有机化学博士，以及他是如何转型成为生物学家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是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检测一种新的镇定剂，决定它能否应用在实验动物身上。不久，他就转而研究细胞组织匀浆里的隔离酶，这与他在研究生院里学的合成化学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他被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细胞生物学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与化学分道扬镳，再也没有回头。他曾自豪地把这个主要靠自学成功的转变称作是专业变形。一位有机化学家的视角--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都主要集中在分子上。与此相反，生物学家看的是整个系统：一个细胞、一片树叶或者一棵树。康托早期的化学经验，对他逐步成为细胞生物学家贡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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