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点。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了蕴含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多么不深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体。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根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性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洞。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器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道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紧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眼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顶阁楼里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节的首次露面一样——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是我的三个主人公的生日：我父亲，托马斯•沃尔夫，以及那个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将我的想象力灼烧一空的黑魔幽灵那特•特纳。那是十月三日，苏菲对此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她与泽维斯托乌斯卡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曾追随乔治•斯坦纳对形而上的时间关系的思索问过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名列兵——在干些什么呢？当那恐怖的最后的烟尘——像一顶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烟尘，用苏菲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感觉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来自雅典和希腊群岛的二千一百多犹太人化成的烟尘，像从威斯廷拉沼泽地飘移而来的雾障似的飘过她的视线，笼罩整个草场，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静静吃草的羊群时，我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当时正在写一封生日贺信——那封信不久前从父亲那儿找了出来，他对我那些乏味的简短笔记大加赞赏(甚至在我还很年轻时即是如此)，相信我将在文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我在这里选录了充满感情的问候语后的中间一个段落。我认为它值得选录，虽然那种学生味十足的腔调在信中极为刺眼，甚至显得极不协调。但如果从历史意义来看的话，任何人都会宽容它的。再说，我才十八岁。
　　……爸，不管怎么说，明天都克队将与田纳西队比赛，场面气氛将十分火爆(尽管被压抑着)。显然，我们获胜的希望很大，等你收到这封信时已见分晓，届时你可以为都克队能否在大学锦标赛中获胜赌上一票，因为如果我们打败田纳西——这是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有可能把胜利延续到这个季度末。当然，佐治亚队看上去也很强，有很多人在他们身上下了大睹注，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全国第一。这简直就像跑马赛，不是吗？顺便问一下，您听说了吗，有传言说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将在都克大学举办(无论我们是否得第一)，因为政府禁止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大型户外集会，显然是担心日本的破坏活动。那些小猴子真的要把美国人的好事弄糟，是吗？不管怎样，如果联赛真的在这儿举行就太好了，无论都克队参加与否，您都可以来看这场大型联赛。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仅仅是因为姓名中字母顺序的巧合(现在军队里什么都按字母排列)，彼特•斯特罗米尔和邱奇•斯图茨和我同室。我们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实习军官。斯图茨是去年从俄亥俄州来的“全美”二队队员，至于斯特罗米尔就不用我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房间整天挤满了像耗子一样(早期的隐喻倾向)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许在上星期的《时代》杂志上您看到了斯特罗米尔的照片，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把他说成是自汤姆•哈曼和雷德•格兰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他的确是个不错的家伙，爸，我想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这种荣耀感到很惬意，尤其是因为斯图茨身边的年轻女孩是如此之多(令人赏心悦目)，总能为你的儿子斯汀戈——一朵雄性壁花——剩下一些，成为我的舞伴。在戴维森赛后的上周末，我们全体参加了一次盛大的舞会。
　　北卡罗来纳，德翰，都克大学，美国海军陆战队V-12训练基地　　1943年10月3日　　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二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接着送进焚尸炉。苏菲向我指出，这次屠杀在奥斯威辛以后继续进行的集体大屠杀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发生在后一年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爱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营马上启动“阿克逊•霍斯行动”，并亲自监督执行这次行动。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历史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它不仅包括数量巨大的大规模杀人设备，具体操作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仅协调准备工作就花了好几个月，而且场地和尸体处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霍斯每天用军用飞机将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给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奇•希姆莱，汇报“选择”的总体特征、体格状况和统计数字。在每日一次(或每日数次)的“选择”中，到达的犹太人被分成两类：合适的，即健康状况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劳役；不合适的，就地处决。由于本来身残体弱和旅途劳顿，再加上极严格的年龄要求，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在从各地运到奥斯威辛时还能劳动。有一段时间，霍斯向爱希曼报告说，幸存者人数平均每天在20%到30%之间；但由于某种原因，希腊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地方的更糟一些。那些来自雅典的犹太人下火车后，经党卫军的医生挑选，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人被送到了站台的右边——那里排着可以活下来参加劳动的队列。
　　霍斯对这一现象十分困惑。十月三日，他在写给希姆莱的信中——苏菲记得那是秋季开始的第一天，尽管天空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和恶臭，使人很难弄清季节的变换——从理论上论证说，从闷罐车厢里被拉出来的希腊犹太人健康状况惨不忍睹(事实上大部分人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原因有四(或四者的综合)：本身营养严重不良；旅途漫长，加上作为必经之地的南斯拉夫的铁路状况极其糟糕；从干燥、炎热的地中海气候被突然转移到潮湿、阴沉的威斯廷拉气候(霍斯在此加上了一条非正式的旁注：这是一个谜，因为就气温而言，，奥斯威辛的夏天至少比那“两个地狱”都热)；最后，性格特征。对这些意志薄弱的南方人而言，被逐出家园并踏上不明目的的旅程是不堪承受的。他们的邋遢令他联想起吉普赛人，但后者显然更适合于迁徙的生涯。他慢条斯理地将深思熟虑的想法口授给苏菲，语气坚定，平缓，带有咝咝的口音(一开始她以为是德国北方贝尔提克地区的口音)。他只在点烟时停一下(他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对他这么一个瘦削的人来讲太小太胖了，手指已被熏得焦黄)，然后一段时间的思考，手轻轻地按在眉毛上。他抬起头来，礼貌地问他是否说得太快了。“不，司令官阁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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