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佯装未醒，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但我们俩都清醒了。　　他担忧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你在叫什么？肥皂[1]？在做噩梦吧？你一定是洗澡时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撒谎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电扇嗡嗡地转着，断断续续地传来城市嘈杂的夜声。最后他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我能看出来。你想让我知道吗？也许我能帮上点忙。是个女孩——一个女人，对吗？”
　　“是的，”我犹豫了一下，“一个女人。”
　　“你想给我讲讲吗？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
　　我粗略地讲了一下。很简略，但大致清晰：一个无名的波兰难民，比我大几岁，美丽得无法形容，战争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奥斯威辛，但没提内森。我曾爱上她，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细节：她的孩子，她如何来到布鲁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这儿。我告诉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对再次见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阵子我没有说话，接着用无所谓的口气加了一句：“我想我会应付过去的。”我示意我想改变话题。一谈起苏菲，痛苦便开始向我袭来，五脏六腹一阵阵痉挛，揪心般地疼痛。
　　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话，然后沉默下来。“你的工作进展如何？”他终于问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开这个话题。“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浑身开始放松下来。“不错。”我说，“我在布鲁克林写得很顺利。至少在这事发生前，在这女人的事出现之前一直很顺利。我指的是这次分离。这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乱了。我什么也干不下去，都停下了。”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没有了苏菲和内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笼子里重新开始写作，我就难受得想死。那里会令我想起我们共同度过而现在已消失殆尽的快乐时光。“我想我会很快重新开始的。”这话并不发自真心。我感到我们的谈话慢慢停了下来。
　　父亲打了个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的话，”他睡意浓浓地咕哝着说，“南安普顿的那个农场还给你留着。那是个写书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孩子。”他又打起鼾来。这一次没有动物园嘈杂的喧闹声，而是像炮轰一般惊天动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一次总攻。我绝望地用枕头把脑袋严严地捂起来。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会。我梦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这梦又和另一个有关黑奴的梦搅在一起，也就是我几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纳。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胧中盯着天花板，听着下面大街上警车尖利的鸣叫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令人难以忍受。我焦虑地听着这声音，直到它渐渐变弱，最后成为一阵模糊的颤音，消失在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住宅区里。我的上帝，我想，在这个世纪，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真不可思议。
　　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也许是纳特•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样，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后去农场。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结账，然后永远离开。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至少当时不是。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苏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为她将永远离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间中。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在一个神秘的关键时刻回到了那里。再过十分钟，她便会收拾好那些杂乱的东西永远离开，而我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对过去做其他的推测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没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没有留下，而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布鲁克林或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天知道又会怎样呢？
　　在纳粹鲜为人知的诸多行动计划中，有一项名为利波斯波恩，即所谓的新生计划(更确切的称呼是“生命的源泉”)。这个计划是纳粹基因热爱狂的谵妄的产物，实施目的是扩充所谓“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过系统的繁殖计划，然后在占领区有组织地绑架“适合”的儿童来加以实施。这些孩子被送到德国，安置在忠于元首的家庭里，在一个冷漠纯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些孩子在理论上应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但正如纳粹在种族问题上常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权宜之计一样，这项计划的许多年轻受害者来自波兰，因为虽然波兰人被视为下等种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犹太人被实施最后灭绝后，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而且，他们在许多方面符合某些残酷的人体实验的体格要求——面部特征与北欧血统的人极其相似，且金发碧眼，肤色白皙，与纳粹的审美观颇为适合。　　虽然新生计划未能像纳粹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规模的实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仅从华沙的父母身边被强行掠走的波兰儿童就数以万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尔，莱舍尔，或海因里齐，特鲁迪等等。他们被吞没在第三帝国的怀抱中)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家人。还有无数的孩子通过了第一道筛选，却没能通过更严格的人种试验，因而被送去最后解决——有些就在奥斯威辛。当然，这一计划在秘密中实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计划一样，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被完全掩盖起来。1942年底，在华沙那栋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楼房里，与苏菲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友的儿子，一个长着漂亮金发的五岁男孩便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虽然纳粹试图在这一罪行周围大放烟幕弹，但每个人都清楚是何人所为，包括苏菲在内。在后来的日子里，苏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计划(这计划在华沙时令她十分惧怕，以致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她便会把儿子吉恩赶紧藏进衣橱里)居然成了她在奥斯威辛梦寐以求的东西。她的一个难友告诉她——此人将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办法。
　　苏菲告诉我，那天下午和鲁道夫•霍斯在一起时，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对这项计划的关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办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当时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还认真分析过，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把吉恩救出儿童营。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别大，因为吉恩像她一样可以说波兰语和德语。接着，她把以前向我隐瞒的一些事也告诉了我。她说，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后，她打算向他提议，利用他的权利得到一个金发碧眼、脸上长着白种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侧面轮廓，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小男孩，将他从儿童营中毫不费力地转移到设在克拉科夫、凯妥维斯、洛克罗或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机构里，然后重新安排将他转送到德国境内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体下落，她甚至可以发誓，只要确信孩子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绝不会去打听他的下落和他今后的生活，只要他不继续留在奥斯威辛，留在这儿他必死无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惊慌失措之余，她直接恳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为事先没想到他的反应(他的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还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过，一切似乎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获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议营救她儿子的方案的机会，苏菲只得等待——第二天，这事卷入到一场奇怪而痛苦的场景中。
　　但她没有马上把这一切告诉我。在枫苑的那个下午，在讲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时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从我身上移向窗户，许久没有说话。然后她突然说声抱歉，便直奔洗手间而去。留声机突然响了起来，又是《安德鲁姐妹》。我抬头看了看那只污渍斑斑的塑料钟，时间已近五点半，我这才发现我们已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以前从没听苏菲谈起过霍斯，但今天听她这么一讲，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那神经质的脑海中。但显然她无法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人和这样的过去，因为这么一中断，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继续讲下去，哪怕她留给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犹未尽。我准备结束这个话题，尽管我对她有个孩子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惊。她刚才对我倾述的一切已远远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记忆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见那双如堕深渊一般充满痛苦与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对自己说，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至少暂时不谈。
　　我向爱尔兰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着苏菲回来。枫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电梯管理员，建筑工地的监工，还有一些泡吧的散客)开始陆续涌入，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雨的潮气带了进来。从布鲁克林防御墙方向传来阵阵雷声，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样，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经过去。我用一只耳朵听着别人谈论有关罗吉斯的小道消息，这是那年夏天使人们几近疯狂的热门话题。我喝着啤酒，突然感到一种绝望的冲动袭过全身。这冲动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苏菲所讲述的奥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纽约的义冢地里嗅到过的腐烂的裹尸布一样，化作一种真正的恶臭直钻我的鼻孔。那是一个偏僻的孤岛，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奥斯威辛一样曾是囚犯和死尸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将结束前，我在那儿呆了很短一段时间。我真的又闻到了那种屠宰场的气味。为了趋散它，我大口喝着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则与苏菲本人有关。我一直盯着女洗手间的门，忧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开我，怎么办？如果她一去不复返呢？我不能应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机，也无法抑制我对她的疯狂的渴望。这种愚蠢的病态的心理饥饿早已麻醉了我的意志。我那清教徒式的教养肯定从未预想过会遭遇这样一场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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