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中国屏风后走出来。“走吧，亲爱的。”她用一种哀求的声音说。但她看出他还不想关上收音机。她听见他用尖酸的语气咯咯地笑着说：“这群笨蛋——他们让那个胖家伙躲过去了！”她正在抹唇膏，很惊讶地发现过去几个月来纽伦堡的审判和它所披露的东西在内森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但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他们在一起的最初一段日子里，他好像对她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意识，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严重的营养不良，贫血，脱落的牙齿——这些才是他所关心的。当然他并不是不了解集中营；苏菲想，也许对内森，对全体美国人来说，这些暴行不过是一个十分遥远，抽象，异域的情节，奇特得难以理解，抽象虚无得难以留下什么印象。但一夜之间来了个急转弯；那部纪录片震撼了他；接着，《先驱论坛报》刊登系列报道，对纽伦堡审判中披露的一连串恶劣暴行做了调查性分析；其中，在特里布林卡实施的那次犹太人彻底灭绝的全面情况——仅统计数据便令人难以想象——被揭露出来。
　　所有的罪行都被慢慢地揭露出来。1945年春天，欧洲大陆战争即将结束前，集中营的暴行开始公诸于众。那时离现在不过一年半时间，但有关毒气杀人的详细材料在纽伦堡法庭上堆积如山，告诉人们更多的鲜为人知的难以接受的暴行。她看着内森，有一种感觉——他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在此之前，他一直不相信，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现在，他彻底信了。他用大量的时间花大量的精力收集集中营的一切资料，纽伦堡的，战争的，反犹太主义的，以及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等等。(最近许多个晚上他们俩本应该去电影院，却成了内森穿梭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布鲁克林分馆的时间，他在阅览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把纽伦堡揭露的罪行全部记下来；他还借阅了大量的有关书籍，诸如《犹太人与人类的牺牲》、《希特勒许诺下的波兰与犹太人》等，他因此成为纳粹与犹太人问题的专家，就像他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他有一次问苏菲，在人类的行为上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像个细胞学家一样说)，纳粹现象如同一丛巨大的长势凶猛的毒菌，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对人体造成致命危害？在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不时问她这个问题，他的行为就像一个灵魂着魔的人一样，令苏菲困惑不解。
　　“像他的许多同事，纳粹的头目们一样，戈林十分热爱艺术。”H•V•卡尔藤博恩用衰老的蟋蟀般的声音说，“但这是一种典型的纳粹式的狂热的爱。以戈林为代表的德国高级军官们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大肆掠夺，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波兰……”苏菲真想把耳朵堵上。难道不能把那场战争，那些年月，统统锁进大脑深处，永远遗忘在那儿吗？她想转移内森的注意力，于是又叫道：“你的实验真了不起，亲爱的。你不想去庆祝一下吗？”
　　没有回应。那蟋蟀似的声音仍干巴巴地念着枯燥的墓志铭。苏菲仔细想了一下内森这种无法摆脱的困惑情绪。她想，好吧，至少不用担心他侵入我的感情禁区。和其他一些与她的感情有关的事情一样，内森从来都表现得十分礼貌和体贴。她十分固执地坚持说(她对他讲得很清楚)：她不会也不能讲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她告诉他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在那个值得回忆的甜美夜晚，在这间屋子，她粗略的吞吞吐吐的地向他述说的。但这极其有限的话语仍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然而，她并没有对他示意她不愿谈这些往事——她确信他十分善解人意，他一定明白她不愿旧事重提。所以，除了开车送她去哥伦比亚医院做检查时提到过——为避免误诊和错误治疗必须这样做，他们从未议论过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事。即使在那时，她也讲得十分简洁，但他完全能明白。他的善解人意是她她对他感激不尽的又一原因。
　　她听见收音机被关掉了，内森绕到屏风后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对此她早已见惯不惊。他的眼睛在发亮；她可以感觉到他有多么激动和亢奋，好像通过一种神秘渠道获取了某种能量似的。他又开始吻她，舌头又一次伸进她嘴里。每当他陷入这种药物造成的迷乱中时，便会像一头发情的种牛一样欲火中烧，而且每次也能激起她的欲望，愿意马上准备好接受他。此时她感觉到自己下面潮湿、温暖。他把她的手放在他的阴茎上，她抚摸着它，感觉到它硬得像扫帚柄，在法兰绒衣服下面硬梆梆地挺立着。她的双腿一阵发软，呻吟着，伸手去拉他的拉链。她那灵活的手和他那等待抚摸的阴茎早已成为他们之间爱的自然流露；任何时候她去触摸他时，总是想起婴儿伸出小手去抓大人手指的情景。
　　可是他突然将她推开。“我们这就走吧，”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事。一个舞会！”她明白他的意思。内森每次吃了氨基丙苯后，与她做爱便不只是一种有趣的事——那简直是解除一切武装的，汪洋恣肆的，到了另一世界的感觉，而且永无休止……
　　“直到那天晚上很晚时，我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苏菲告诉我，“在墨特•哈伯家的聚会上，内森开始令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墨特•哈伯在布鲁克林大学附近的房子有一个宽敞的顶楼，聚会就在那里举行。墨特——你那天在海滩上见过他——是大学的生物教师，内森的好朋友。我喜欢他。但老实说，斯汀戈，内森的大多数朋友我都不喜欢，不管是男是女。我知道，这是我的毛病。我很害羞。一方面是我的英语太糟，我的表达胜于理解，如果他们说得太快时我便懵了。还有，他们总是谈我不懂或不感兴趣的话题——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阴茎妒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一直那么严肃的话，或许我还会有兴趣听一听。哦，不过我与他们还能够相处——你必须明白这点。当他们一开始谈论性高潮的理论问题时，我便坐在一边想我自己的事。我想他们也还喜欢我，虽然他们一直对我有点戒备，还有些好奇，因为我从不多谈我的过去，总是独自一人呆着。还有，我是这群人中惟一的非犹太姑娘，也是惟一的波兰人，我想这使我显得有点奇特和神秘。
　　“那天我们到那儿时已经很晚了。我想劝他不要吃药，可我们离开耶塔时他又吃了一颗氨基丙苯——他把它叫做苯尼。当我们钻进他哥哥的车去参加晚会时，他一直很亢奋，像一只鸟，一个在天空高高飞翔的天使。车上的收音机里《唐•基欧瓦尼》正在引吭高歌——内森记得那首歌的歌词，他的意大利歌剧唱得很不错——他也开始放声高歌，完全沉醉在这部歌剧里，以致忘了在十字路口转弯去布鲁克林大学，而是朝弗兰特布西开去，一直开到海边。他开得很快，我开始担心起来。这一路高歌和方向错误害得我们迟到了，很晚才到达，那时肯定已有十一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聚会，至少有一百多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爵士乐队——我忘了吹单簧管的那个人的名字，我听见音乐声从室内传出来，声音大得惊人。我不太喜欢爵士乐，最近才开始有点喜欢，是在……在内森离开之前。
　　“大部分人是布鲁克林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什么的，也有不少其他的人。什么人都有，是一个混杂的群体。有几个漂亮姑娘是从曼哈顿来的模特儿，有不少音乐家，还有好些黑人。我从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黑人，我觉得他们十分不同，我很喜欢听他们的笑声。人人都喝着酒，很开心。有一股怪怪的烟味，我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内森告诉我是大麻——他把它叫做茶。大多数人似乎都很高兴。起初晚会还不错，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我们进去时，我看见墨特站在门口，内森对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实验，他简直是大叫着宣布了这条消息。我听见他说：‘墨特，墨特，搞定了！我们把血清酶的问题解决了！’墨特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我刚才说过，他是生物教师——他使劲拍着内森的背，然后一起喝下很多啤酒表示庆贺，另一群人也围上来祝贺他。我还记得我当时感觉是那么幸福。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将在医学研究史上永远留名的了不起的人和我如此亲近，并被他深深爱着。斯汀戈，我当时都快要晕倒了，因为那时他用手臂紧紧搂抱着我，对大家说：‘我应该感谢这位一直奉献自己陪伴在我左右的可爱的女士，继玛丽•斯克罗多乌斯卡•居里以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波兰妇女，她将成为我的新娘伴在我身边，成为我永远的支持。’
　　“斯汀戈，我真希望我能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想想吧！要嫁给他了！我一下子茫然失措。我真不敢相信，可这确实发生了。内森吻了我，人人都笑着围上来祝贺我们。我以为我在做梦，因为那太突然了。哦，他以前也说过结婚之类的话，但只是说说而已，开了玩笑，虽然那总能让我激动。但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我真不敢相信，它就像一个梦。”
　　苏菲停了下来。每当谈起她的过去或与内森的关系，以及内森的一些神秘之处时，她总习惯于把脸埋在双手中，好像要从合着的手掌的黑暗笼罩中寻求答案似的。她现在又是如此，过了好一阵才抬起头来，继续说道：“现在很明显，这……这一宣布不过是他服药后的表现，这种亢奋使他像天使一样越升越高。但当时我没想到这点，我以为这是真的，只需找个时间我们就会结婚。我高兴极了。我开始喝酒，晚会的高潮也开始来临。内森最后不知到哪儿去了。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聊了起来。他们都向我道喜。有一个内森的黑人朋友，我一直很喜欢他。他是个画家，叫罗尼什么的。我和罗尼一起来到外面的屋顶平台上，那儿有一个十分性感的东方姑娘，我忘了她的名字。罗尼问我要不要茶，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我很自然地想到那种放上糖和柠檬的饮料，但他大笑起来，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是大麻。我有些怕——我一向害怕失去控制——但是，当时我太兴奋了，我想我用不着害怕，可以试一试。于是罗尼给我一小支香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很快便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用它来寻找快乐——它太奇妙了！
　　“大麻使我全身充满一种甜蜜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屋顶平台上有点冷，但我一下子感觉全身暖暖的，整个世界，夜晚，未来似乎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奇迹，这夜晚[1]！布鲁克林就在眼底，闪烁着万家灯火。我在平台上呆了很长时间，与罗尼和他的中国姑娘聊天，听着音乐，看着天上的星星，感觉好极了。我想我一点也没意识到已过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到屋里时已经很晚，差不多快四点了。晚会还在十分热烈地进行着，音乐还在演奏，但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我找了一阵内森，但没找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给我指了一间房间，靠近顶楼的一端。于是我朝那儿走去，看见内森和另外六七个人呆在里面。那儿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十分安静，就像谁刚出了什么事大家在想办法似的，空气十分凝重。走进去时，开始感到不安，觉得很不舒服；我开始意识到有什么很严重很糟糕的事即将发生在内森身上。这种感觉很可怕，就像遭遇了一次海浪袭击。很糟，太糟了！
　　“你瞧，他们在那儿收听收音机播放的在纽伦堡执行绞刑的实况。收的是短波，但是是实况——是直接从那儿发出的，我听见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平静、遥远的声音描述着正在纽伦堡执行的绞刑的每一个细节。他说，冯•里宾特洛甫已经毙命，接着是犹多，再后来是朱里叶斯•斯特雷奇。斯特雷奇！我实在无法听下去了！我突然全身瘫软，恶心，难受，很难形容这股难受劲儿。因为这些人被吊死我本应该高兴得发狂，可它却让我想起了我竭力想忘掉的一切。去年春天我就有过这种感受——我告诉过你，就是我从杂志上看见了那幅照片——鲁道夫•霍斯脖子上套着绞索那张照片的时候。所以当那间屋子里的人们收听纽伦堡的行刑情况时，我只想逃跑。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真的不能与过去告别吗？我看着内森。他仍然很亢奋，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但他和别人一样仔细地听着，脸色阴沉，痛苦，脸上有某种令人害怕和不对劲儿的东西。晚会上的兴奋与欢乐都已不见了，至少在这里没有了。这儿就像在为死者守灵一样。新闻终于播完了，要么就是收音机关掉了。人们开始带着严肃而激动的神情议论起来。
　　“他们都是内森的朋友，我都认识；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以前和他说过话，叫哈罗德•斯科费尔德，我想他和内森差不多大吧，好像在大学教哲学。他十分严肃，冷漠，但相比之下还比较喜欢他，我想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十分忧郁，对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这一点十分敏感。他说了很多话。我记得他在那天晚上比以往更加激动，喝了过多的啤酒和葡萄酒，但即使这样，我也敢肯定他不像内森那样亢奋。他显得十分抢眼，光秃秃的头，留着两撇胡子，就像——我不知道怎么用英语描述那种动物——生活在冰上的海象，挺着大大的肚子。哦，是的，海象。他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说话时，人们总是听着——他开始说着诸如……‘纽伦堡是个闹剧，这些绞刑都是闹剧。这不过是象征性的复仇，做秀罢了！’他还说：‘纽伦堡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卑鄙消遣，而对犹太人的仇恨仍然毒害着德国人民。正是德国人自己最应当被解决——是他们允许这些人来统治他们并屠杀犹太人。而不是这些’——他用了这些词——‘不是这些狂欢节上的跳梁小丑。’他又说：‘德国的前途在哪里？他们还将变富，然后再来杀犹太人吗？’这些话就像一个很有煽动力的人在演讲。我曾听说他能让他的学生们个个听得如醉如痴。我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幻想起来。他的话里含有一种可怕的痛苦感。他问，犹太人在地球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然后他自己回答说，没有。那么，犹太人可曾找到过安身之所？回答仍然是，没有。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谈起波兰。他说，在纽伦堡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的一次审判中，有人证明在战争期间犹太人从波兰的集中营里逃跑出来，想在当地人那里寻找藏身之处，但波兰人却背叛了犹太人，没给他们任何帮助。他们甚至做了更坏的事。事实上，他们把犹太人全部谋杀了。斯科费尔德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它证明犹太人确无安身之处，甚至在美国也没有！天哪，我记得他的愤怒。当他谈到波兰时，我全身瘫软，心剧烈地跳动着，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是针对我。他说波兰是个最坏的例子，也许比德国更坏或至少可以划等号。因为正是在波兰，当一直庇护犹太人的毕苏斯基死后，那里的人民一有机会便转而迫害犹太人。他又说，难道不正是在波兰，那些年青正直的犹太学生被隔离起来，被强迫坐在教室的特殊座位上，受到比密西西比的黑人更加不堪的对待吗？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犹太座位’不会发生在美国？斯科费尔德说这话时，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正是他想出了这个主意。这时我父亲好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的灵魂走进来，离我很近，我真想马上钻到地板下去。我想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早已把这些事从脑子赶出去，埋掉了；而现在一下子被这个斯科费尔德全都倒了出来。我真受不了了。天哪，我受不了了！
　　“当斯科费尔德还在继续讲的时候，我踮起脚尖悄悄靠近内森，悄声对他说我们得回家了，明天我们还要动身去康涅狄格哩。可内森一动不动，他就像——嗯，就像一个被摧眠的人。他像斯科费尔德的那些学生一样，眼睛直盯盯地看着他，倾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但终于他悄声回答我说他还要等一会儿，让我先独自回去。他说这话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吓坏了。他说：‘我要到圣诞节才睡觉。’他显得有些疯狂，‘你回家睡觉吧，我明早去接你。’于是我赶紧离开，不再去听斯科费尔德的话，那些话差点杀了我。我乘出租车回家，心里害怕极了。我完全忘记了内森说我们要结婚的话。我只觉得恶心，觉得自己忍不住快要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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