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不容易飘下来了，”隔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他在卧室里小声地咕哝着，“我以为我要垮掉——我以为我真的要彻底垮掉了，但我已经飘下来了。感谢上帝，我找到了巴比妥。”他停了一下，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它们，那些巴比妥，是吧？”
　　“是的。”她回答说。她现在非常困倦。外面，天几乎已快黑尽了，火焰般的树叶变得模糊不清，渐渐隐入雾气蒙胧的秋季的夜色中。卧室的灯光透了出去。苏菲在内森身边翻动了一下，眼睛望着墙上那幅嵌在琥珀色镜框里的画像，那位另一世纪的新英格兰老祖母在头巾下与她对视着，表情安详而困惑。苏菲迷迷糊糊地想：摄影师刚说了别动。她打了个哈欠，迷糊了一小会，又打了个哈欠。
　　“我们最后在哪儿找到它们的？”内森问。
　　“在汽车仪表板下的小工具箱里，”她说，“你今天早上放在那儿的，后来你忘了。一小瓶耐波他。”
　　“上帝，真糟糕。我真的忘了。我一直云里雾里。来！”被子突然一阵抖动，他又兴起，伸过手来摸索着她。“噢，苏菲——上帝，我爱你！”他用胳膊搂住她，用力地将她拉向他；几乎在同时，她大喘一口气，尖叫起来。那声音并不大，但那疼痛却很真切，严重。她发出一声很小的但却很真实的哭叫：“内森……”　　……那只锃亮的皮鞋鞋尖狠狠地踢在她的两根肋骨之间，缩回来，然后又踢过来，她肺部的气息被挤压出来，胸部一阵剧痛。“内森！”这是一声绝望的呻吟而不是尖叫，她那粗重的喘息声和着他的辱骂一起灌进她的耳朵：“这是你应得的教训……你这肮脏的波兰娼妇！”她没有因疼痛而畏缩，而是吞下了它，把它存进她身体深处的那个地窖或垃圾箱里，里面已盛满他所有的残暴：他的威胁，他的辱骂，他的诅咒。她也没有哭。这时，当他半扯半拖地把她带到那个高高突出的半山腰时，她躺在那儿，透过树林看着远远的下面，看着他们的汽车，车篷已放了下来，孤零零地停在那里，任凭秋风刮起的树叶和碎片飘打着全身。已是下午，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在树林里已呆了好几个钟头。他踢了她三次。他的腿第三次收回去时，她还在等待着下一次，浑身颤抖，因为恐惧和疼痛，也因为那浸透双腿、双手、骨头的冰凉的寒气。但这一次他没有再踢过来，而是落在了树叶上。“在你身上撒尿！”她听见他说：“太妙了[1]，好主意！”这时他用那擦得锃亮的皮鞋把她的脸拨了一下，脸朝上对着他；那皮革很冷很硬地靠在她的脸上。当她看着他拉开裤子的拉链，并听从他的命令把嘴张开时，她一时陷入一阵迷茫，想起了他的话：我亲爱的，我想你已完全没有了自我！这话是一个小插曲后他十分温柔地对她说的。夏日的一天傍晚，他从实验室打来电话，随意说起他特别想吃他们在约克威尔吃过的一种面点，她马上从弗兰特布西乘地铁跑了好几英里，到了八十六街，发疯般地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又花了几个小时把它们带回去，兴奋地展示在他的眼前。你不许这样做，他心疼地对她说，为满足我的一点点怪念头，亲爱的苏菲，苏菲甜心，我想你已完全没有了自我！(她现在正这样想：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但此刻他努力想往她身上撒尿。事实上，这个举动揭开了他那天恐慌的帷幕。“把嘴张大，”他命令她。她等着，看着，大张着嘴，嘴唇抖着。一滴，两滴，三滴，软软的暖暖的滴在她的眉毛上，就再也没有了。她闭上眼睛，等着，只感觉到他俯身在她上面，下面是潮湿、冰凉的树枝树叶，阴森森的凉风由远而近，鞭子似的抽打着她。这时她听见他开始呻吟起来，那声音伴着恐惧颤抖着。“哦，上帝，我要完蛋了！”她睁开眼看着他，发现他的脸突然变得像鱼肚子一样苍白；而且她从未见过那张脸那样出汗，那汗像油珠一样溅落下来。“我要完了！”他哀嚎着，“我要完了！”他身子一沉，在她身边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中，用手蒙住双眼，呻吟着，颤抖着。“噢，上帝，我要完蛋了。爱玛，你得帮帮我！”然后他们把刚才的一切抛在脑后，一溜烟地顺着山路小道跑了下去。她像护士带着伤兵逃跑似的，领着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斜坡，不时回头看看他，引导他穿过树丛。他用苍白的手遮住眼睛，就像在眼睛上缠了一圈绷带。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溪流不停地往山下走，跨过一座小桥，穿越更多的染上各种颜色的树林：粉红，橘黄，朱红，一簇簇白色的白桦林不时点缀其中。苏菲听见内森又说话了，但声音很低：“我要完蛋了！”终于，他们来到了平地，那辆被遗弃的汽车还停在那儿，旁边有一只翻倒在地的垃圾箱，牛奶纸杯、纸碟、糖果包装被秋风吹得上下翻飞。终于，他一把抓住他的手提箱，把它扔到地上，像强盗似的在里面乱翻一气。苏菲站在一边，束手无策，一言不发；这时箱子里的东西全被扯了出来，袜子，衬衫，内衣裤，领带，男式用品等等在空中乱飞，把汽车弄得像花车一样。“那该死的耐波他呢？”他吼叫道，“我放在哪儿了？哦，他妈的！噢，上帝，我已经……”但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站起身来转到车前，一下子扑到前座上，躺在方向盘下发疯般地弄得仪表盘下小工具箱的门。找到了！“水！”他喘着气说，“水！”虽然在疼痛中她一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已经条件反射似的把放在后座的纸箱里的野餐篮子拉了出来。这些东西他们还未动过。她飞快打开一瓶啤酒塞到他手中，泡沫溢出到处都是。他把药片吞下。她看着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可怜的恶魔。这是内森的话——是的，是他的——几个星期前他们去看《失去的周末》，当看到那位疯狂的想从威士忌中寻求慰藉的雷•米切兰德时，“可怜的恶魔！”内森当时曾小声地说。现在，绿色的啤酒瓶已经底朝天，他喉部的肌肉仍在剧烈地抽动着。她又想起那部电影中的情节，想道：可怜的恶魔。这是她第一次对内森产生类似怜悯而非其他的感觉。她不能忍受怜悯他的念头。一旦意识到这个，她觉得自己十分震惊，脸开始麻木。她慢慢蹲下去坐在地上，背靠着汽车。停车场的垃圾和沙砾被黄昏的风吹起来在她的周围飞动，被踢伤的肋骨一跳一跳地疼痛无比，像突然降临的凶恶回忆一样让她觉得疼痛难忍。她用手轻轻地摸着肋骨，沿着红肿的地方轻轻地抚摸着。她不知道他是否踢断了她的骨头。她现在头昏眼花，神经呆滞，已经忘了时间。她似乎没有听见他从前排座位上发出的声音。他躺在那儿，一只腿还在抽搐(她只能看见溅满泥的裤脚的翻边)。他咕哝着，用很低沉的声音含含糊糊说着什么“死亡的必要”。接着是一串笑声，声音不大：哈哈哈哈……然后又是很久没有动静。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不要叫我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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