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了那个狗窝中，就必须分分秒秒为我们工作，”汪娜在营地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对她说，“你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地下组织一直在等待、企盼的机会，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被安插在这样的位置上！你必须每时每刻都用上你的眼睛和耳朵。听着，亲爱的，你听到的一切，那些关于下一步进展的情况非常重要。人员的转移，政策的变化，党卫军高级官员的调动——任何消息都价值千金。那是集中营的生命线。还有，战争消息！任何有悖他们肮脏宣传的东西。难道你没看见吗，士气是我们在这个地狱里剩下的惟一东西了。如果能弄到一台收音机，那将是无价之宝！你得到它的机会几乎为零，但如果你能偷到一部，使我们能收听伦敦的声音，这几乎等于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汪娜还在生病，在华沙时被打伤的脸一直没好，比克瑙女囚营的条件别提有多糟糕了，而她又患了支气管炎，常常突然发作，咳得脸颊绯红，快赶上她那一头红发了。苏菲又害怕又难过，还有一丝负罪感。她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眼前这情景将是最后一次，她再也看不见这位勇敢、独立、热情似火的姑娘了。“我只能呆几分钟。”汪娜说，突然从刚才的波兰语转为德语。她用那种急促活泼的口语小声地告诉苏菲，那个长着一张淫荡脸的营区队长正在附近巡视——那华沙婊子看起来像一个密探和奸诈的老鼠。她的确是这样的。这时她迅速地向苏菲简要说明了利波斯波恩(即德国的新生计划)，试图让她明白这个计划无论看起来有多么荒诞不经难以实现，但也许是救出吉恩的惟一办法。
　　“这需要高度的共谋。”她说。这件事会涉及到许多条件，她明白那会使苏菲退缩的。她停了下来，痛苦地咳着，咳得全身都快痉挛了。然后她又说：“通过小道消息知道你的事后，我明白必须来见你。我们什么都能知道。这几个月来我太想见到你了，这份新工作把这事儿变得太有必要了。我冒着风险来这儿见你——就是被抓住了也值得！但什么事儿也没有。对了，我首先要告诉你，请一定相信我：吉恩很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好。我隔着隔离网看见过他三次。我不骗你。只是他瘦得皮包骨头，和我一样。儿童营情况很遭——比克瑙到处都是这样。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像别处那样让孩子们饿得太厉害。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良心吧。有一次我设法为他弄了些苹果，他很不错，还能忍受得住。如果想哭就哭吧，亲爱的，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可怕了，但你不能放弃希望。你得想法在冬天到来之前把他弄出去。利用利波斯波恩计划的主意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甚至很荒唐，但那是惟一的希望。在华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过这事儿，还记得利兹恩的孩子吗？——我告诉你，你只需利用你的便利，就能够救出吉恩。好了，我知道，如果他被送往德国，很可能会失踪，但至少他可以活下去。明白吗？这是个好机会。你能行的。而且你以后也有希望找到他，这场战争不会没完没了地永远持续下去的。
　　“听着，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与霍斯之间的关系。这至关重要，卓娅亲爱的，这不仅关系到吉恩和你自己，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你必须利用这个人，在他身上下点功夫——你就要去和他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利用他！请忘记那自命纯洁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吧，利用性来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卓娅，去和他好好睡上一觉，他会乖乖听你摆布的。听着，地下组织掌握了霍斯的全部情况，就像我们掌握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一样。霍斯对女性身体有一种压抑的强烈欲望，敏感而软弱。利用它！利用他！把一个波兰男孩弄出集中营纳入到那个计划中，对他来讲毫发无损——毕竟这是给第三帝国的赠品。和他睡觉也不算什么同谋，而是间谍活动——第五纵队[1]！所以，你必须尽全力好好在这家伙身上下功夫。看在上帝份上，卓娅，这是你的机会！你在那房子里干的事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对每一个波兰人，犹太人，以及这集中营里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都意味着一切。一切！我恳求你——别让我们失望！”
　　时间过得很快，汪娜必须得走了。在她走之前，她给苏菲留下了最后几句指示。比如说，她会在司令官的房子里遇上一位叫布罗尼克的勤杂工，他是集中营的地下组织与这栋房子之间的可靠线人。霍斯的房子里必须有一个男佣。他表面上是党卫军的走狗，很得霍斯的信任和宠爱。但这位表面上头脑简单的奴才，内心深处却跳动着一颗爱国之心。事实上，他虽然大脑受损却还算明白，甚至可以说聪明——德国人的药物实验将他变成了一个可信赖的白痴。他出不了什么主意，却能够可靠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一个很好的工具，波兰的！汪娜告诉苏菲，她很快就会发现布罗尼克在他所处的角色中是最安全可靠的。以霍斯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和危险的苦力——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作用中兼有美的和残酷的两面性。汪娜说，你要信赖布罗尼克，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利用他。此时，汪娜必须走了。她给了苏菲一个长长的泪流满面的拥抱，然后离开了——留下苏菲一个人，孤独无助，怅然若失……
　　苏菲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司令官的家，在这儿度过了十天，然后以闹剧结束了这段日子。对那一天她记忆犹新，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她企图引诱霍斯，但因为恐惧和惊慌，她完全忘了该干的事，直接向司令官提出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于是失去了拯救吉恩的最好良机和惟一合法的途径，只得到一个痛苦然而甜蜜的保证——可以亲眼见见自己的儿子。(那天晚上，她在回地下室的途中想，她要集中她的全部智慧，在第二天早上——霍斯答应把她儿子带到办公室见面的时间——把她的计划简要地告诉他。)也正是在那天，另外的恐惧和痛苦又向她袭来，这些无法承受的责任和风险的重担最终击溃了她，使她终于无法完成汪娜交给的任务。四年后，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酒吧里，她向我谈起了至今萦绕在她的脑海里让她绝望的羞愧感。这是她向我忏悔的最阴暗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个词——“糟透了”，而我开始明白这“糟透了”的含义远远超过(在我看来)她为引诱霍斯的那种笨拙方式，以及试图用她父亲的小册子来影响霍斯的同样笨拙的举动而感到的内疚。我开始明白在苏菲的自我中，对纯粹的罪恶已完全麻木了。最后，苏菲痛苦地回忆说，她的失败化解了一次很容易的尝试，而一个用金属、玻璃和塑料绕成的收音机是多么重要啊，汪娜曾交待她一定要偷到一台收音机，可她把这个机会化为了泡影……　　在霍斯阁楼下面那段楼梯一侧的平台处，有一间小屋子，以前用作前室，现在被爱米占用着。她只有十一岁，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苏菲曾无数次经过这间屋子到楼上的办公室去，注意到她的房门常常开着——她曾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暴君专制的铜墙铁壁中，哪怕小小的偷窃都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谋杀一样不可能。苏菲曾不止一次在那门前停留，用几秒钟的时间飞快些地扫视这间一尘不染的整洁的房间：一张铺着印花床单的单人床，椅子上堆满填塞动物，一些银制器皿，一个布谷鸟报时钟，一面挂着许多镜框的墙(镜框里嵌着一些照片，年轻希特勒青年团员行进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景(爱米在其中笑逐颜开)，她本人着泳装的海景，还有嬉闹的小狗，元首的肖像，“海尼大叔”希姆莱，笑逐颜开的妈妈和爸爸，等等)，一个衣柜，一个放着首饰盒的化妆台，盒子旁便是那台便携式收音机。正是那台收音机常常吸引住她的目光。苏菲很少听到它的声音，无疑是因为楼下那台整天播放着美妙音乐的留声机。有一次她经过那儿时，发现收音机打开了——里面正要播放一首华尔兹舞曲，声音很清晰，可以判断是德国军队的电台播出的，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
　　但苏菲陶醉的不是音乐，而是收音机本身，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小巧。苏菲从没想到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魔力。但那时，她已了解到第三帝国新生的电子科技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台收音机不超过一本普通书的大小，褐红色的表面烙着“西门子”字样，面板是塑料的，一根天线从上面伸出来。苏菲看着它既害怕又羡慕。十月的那天黄昏，与霍斯交锋后，她回地下室的途中又经过那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那台收音机，她想今天不能再犹豫了，她必须设法偷走它。这一想法令她感到极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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