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突然醒来，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我低头看了她一眼。她好像有些发烧，前额和脸颊有些发红，唇边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我们到哪儿了？”她问。
　　“在新泽西。”我回答说。
　　“还要多久才到华盛顿？”她问。
　　“哦，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我说。
　　“然后就去农场吗？”
　　“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乘火车到里奇蒙德，然后坐汽车去南安普顿。可能要花好几个钟头，因为它在北卡罗来纳。所以我想我们在华盛顿过一夜，明天早上再直接出发去农场。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里奇蒙德过夜，但我想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华盛顿的美丽景色了。”
　　“好吧，斯汀戈。”她说，握住我的手，“我会听你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斯汀戈，你能给我弄点水吗？”
　　“当然。”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水房，用纸杯接了一些温水。当我返回座位时，还在为刚才的白日美梦而心驰神往，这时我看见苏菲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酒，那是她放在箱子里的。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
　　“苏菲，”我轻柔地说，“看在上帝份上，现在还是早上。你还没有吃早餐。你这样会得肝硬化的。”
　　“没关系。”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在车站时我吃了炸面饼圈，还喝了一杯七喜。”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凭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无法对付眼前这种情形。我最有希望做到的，就是趁她不在意时夺下酒瓶，以往我曾做过一两次。我沮丧地坐回到座位上。火车正飞速穿过新泽西的工业区。肮脏的贫民窟，铁皮工棚，快餐店，仓库，殡仪馆式的仓库，溜冰场一样的火葬场，绿色沥青的工业沼泽，停车场，炼油厂笔直的烟囱里冒出的黄色烟雾……从眼前飞速闪过。如果托马斯•杰弗逊看见这一切，会想些什么？苏菲一边紧张不安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最后转头问我：“斯汀戈，火车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会在什么地方停下吗？”
　　“在费城停一两分钟，让乘客上下车。怎么啦？”
　　“我想打个电话。”
　　“给谁？”
　　“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内森怎么样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没事儿了。”
　　昨晚那种恶魔般的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我抓住苏菲的胳膊，用力握着；她痛得往回一缩。“苏菲，”我说，“听着，听我说。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管了。难道你不知道他差点杀死我俩吗？劳瑞正从多伦多赶回来，他会安顿好内森的——唔，照管好他的。他毕竟是他的哥哥，是他最亲的家人。内森疯了。苏菲！他必须被……关起来。”
　　她哭了起来，眼泪从指缝中滴落下来。她伸手去抓杯子。我突然发现她是那么瘦弱、憔悴。我又一次注意到她前臂上刺的那串蓝色数字。“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一切。我的意思是说，在失去他之后。”她停了一下，呜咽着又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劳瑞。”
　　“你现在无法与他联系，”我坚持说，“他肯定在火车上，在布法罗附近的什么地方。”
　　“那我打给莫里斯•芬克。他或许能告诉我内森是不是回去了。你知道，有时候他会那样做的。他会回到那儿，吃几片安眠药，然后睡觉。等他醒来就没事儿了，或者说基本好了。莫里斯会知道他这次是不是也是那样。”她摁了摁鼻子，仍不停地抽泣着。
　　“哦，苏菲，苏菲。”我喃喃地，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火车隆隆地驶进费城车站，尖叫着停在一个黑黝黝的没有阳光的洞穴里。我心里涌起一阵我未曾预料的乡愁。我在车窗的玻璃上瞥见了自己因长期室内工作而变得苍白的脸；而在那张脸后面，有一瞬间仿佛出现了一个更年轻的复制品——大约十余年前我孩子时的影子。这个记忆让我高声笑了起来。突然我振作起来，想出一个让苏菲摆脱烦恼的办法，当然只能是试试看。
　　“这是费城。”我说。
　　“是个大都市吗？”她问，虽然她的脸仍挂满泪水，但她好奇的发问鼓励了我。
　　“嗯，中等吧。不及纽约，但也算大都市了。我想和华沙差不多吧，我指的是纳粹入侵之前的华沙。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
　　“那是什么时候？”
　　“1936年，当时我十一岁。在那之前我从没到过北方。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我有一个姨妈住在费城。在我妈妈去世的两年前，她决定在那年夏天送我到费城住一个星期。她把我送上长途公共汽车，让我独自前往。那年头独自出外旅行的小孩子很多，很安全。反正一直都呆在车上——从潮汐镇到里奇蒙德，然后经巴尔的摩到华盛顿。我妈妈让家里的黑人厨子(我记得她叫弗洛伦斯)为我准备了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炸鸡块，我还带了一个盛满冰牛奶的保温瓶。唔，一次美食家的旅行。我在里奇蒙德至华盛顿的途中吃了午餐。大约三四点钟时，汽车在Havre De Grace停了下来——”
　　“这名字像法语？”苏菲说，“什么港……”
　　“是的，是马里兰州的一个小镇。我们这次也要从那儿经过。当时我们要在那儿小憩一下。小镇上有一家破旧的小餐馆，可以方便方便，喝些汽水什么的。我在那儿看见了一台赌马机。你知道，马里兰不像弗吉尼亚，赌博是合法的，只须往机器投一枚镍币就可以下一注，里面便有一打小金属马开始跑起来。我记得妈妈给了我四美元零花钱。在萧条时期，那可是一大笔钱哩。我可以用这钱去赌一匹马。这主意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塞进去一枚镍币。唔，苏菲，你简直无法想象，那该死的机器让我赢了大钱——你知道吉克罐[1]吗？机器里的灯全亮了，镍币像洪水一般哗哗地往外流——十几枚，几十枚，几百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大约赢了十五美元的镍币，它们滚得满地都是。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问题是我怎么拿走这些战利品呢？我记得当时我穿着一条很小的白色亚麻短裤，我把这些镍币全装进裤兜里，但仍有很多钱币不停地掉出来。最糟糕的是，当时那丑陋的老板娘也在那儿，当我请她把镍币换成大钞时，她勃然大怒，冲着我尖叫着说，你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玩赌马机。我显然没弄明白，她说她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如果我还不赶快滚蛋的话，她就要叫警察了。　　“你当时十一岁。”苏菲说，抓住我的手，“我真不敢想象十一岁的斯汀戈。你一定是个聪明伶俐，穿着白色亚麻短裤的顽皮小男孩。”她的鼻子还红红的，但暂时停止了流泪，从她眼里我看见了一丝笑意。
　　“于是我回到车上，继续后面的行程。到费城的路途还很遥远。每次只要我轻轻一动，镍币就会掉出来，滚到过道上。当我起身去拣时，情况就更糟了，更多的镍币掉出来滚到地上。当我们到达惠明顿时，司机都快发疯了，一路上所有的乘客都看着这些不断流淌的镍币。”我停了下来，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月台。列车又启动了，月台无声地朝后面滑去。“不管怎么说，”我说道，捏了一下苏菲伸给我的手，“最后的悲剧在汽车站发生了。那地方离这儿不会太远。那天傍晚，我姨妈和姨父来接我，当我朝他们跑去时，滑了一跤，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的口袋裂开了，里面所有的镍币都掉了出来，滚在楼梯上，汽车底下，一直滚到下面黑暗阴深的停车场里。当姨父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拍干净我身上的灰尘时，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五枚镍币了。”我打住了，为这段无须添油加醋便令人忍俊不住的真实故事而洋洋得意。“这真是一个警告，”我又加上一句，“对贪婪人性的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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