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举起一只手捂住脸，掩住了她的表情，但因为她的肩膀在抽动，我还以为她在笑呢。我错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痛苦的眼泪，好像她永远无法摆脱痛苦似的。突然我意识到，一定是我的故事唤起了她对儿子的思念。我默不作声地让她哭，等着她的哭声慢慢减弱。终于，她转过头对我说：“斯汀戈，弗吉尼亚有语言学校吗？”　　“你想干什么？”我问，“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有语言天赋的人了。”　　“我的英语还不行，”她回答说，“哦，我知道我的口语已相当不错，甚至还能阅读，但我必须学会写。我的英语写作太差，那些拼写太奇怪了。”
　　“唔，我不知道，苏菲。”我说，“或许在里奇蒙德或诺福克有语言学校，但它们离南安普顿都很远。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写写奥斯威辛，”她说，“我想把我在那儿的经历写出来。我想我可以用波兰语、德语或法语来写，但我更想用英语写……”
　　奥斯威辛。在过去几天里，一连串的意外让我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而现在它又像一阵旋风似的吹回到我的脑际，令我一震。我看了苏菲一眼，她端起杯子猛喝几口，然后打了个嗝。她说话时已有些含混不清，给我一种不祥的预兆。我真想夺过杯子把酒泼到地上。我恨自己的软弱，毫无主见，不管是什么吧，反正这种时候我无法阻止苏菲。等我们结了婚再说吧，我想。
　　“对那个地方，人们还有好多东西不了解！”她的语气很强烈，“有好多事我甚至没有告诉你，斯汀戈，虽然我已经对你讲了很多。但我没告诉你那里日日夜夜被焚烧犹太人的烟雾笼罩着，没告诉你我在比克瑙差点被饿死，也没告诉你一个看守剥掉一个修女的衣服，然后放狗去咬她，把她的脸和身体咬得不成样子，几小时后便死去了。还有……”这时她住了口，眼睛望着空中，然后又说：“还有好多事情我都可以告诉你，但也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小说。你瞧，如果我学会英文写作，就能让人们明白纳粹是如何趋使你去干你绝不会干的事情，比如说霍斯。如果不是为了吉恩，我决不会去勾引他，想让他和我睡觉。我也决不会装作仇恨犹太人，或者撒谎说父亲那本小册子有我的功劳。还有那台收音机。我没有偷它也是为了吉恩，我差点因这事死掉。可是，斯汀戈，难道你不明白吗，那里是怎样毁掉我的儿子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能对抵抗组织说，因为吉恩，我不能把我为霍斯工作时获得的情报告诉他们。我不能对别人说一个字！因为我害怕……”她停了下来，声音颤抖着。“我很害怕！他们使我害怕一切！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事情不说实话？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人们我是一个胆小鬼，一个令人憎恶的罪恶的同谋？我干的每一件事只不过是为了自救！”她大声呻吟起来，那声音压过了火车的哐当声，旁边的人们纷纷掉过头来看着我们。“哦，斯汀戈，我真受不了了！”
　　“嘘，苏菲！”我劝着她，“你不是同谋，不必抵毁自己！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害者。今年夏天你曾告诉我，是集中营使你的行为异于往日。你说过你无法判断自己或别人干的事。所以我求求你，苏菲，求求你，这些事不是你的错。求求你，苏菲，别再折磨自己啦！——这会让你发疯的。别再想它了！”我压低声音，并且用了一个我从未曾使用过的十分亲昵的字眼，令自己也吃了一惊。“求求你别想了，亲爱的，为了你自己。”“亲爱的”这个词儿像炸弹似的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而且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不管怎样，我必须说出来。
　　今年夏天无数次涌到嘴边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爱你，苏菲。”对说出这话的期盼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但我正要开口时，苏菲说她要去洗手间。她把杯里的酒喝完，这才离开。我担心地看着她那摇摇晃晃走到车厢尾部的背影，然后开始看《生活》杂志。后来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许完全睡着了。整晚的劳累不眠和紧张不安，使我一下子沉沉睡去。当我被列车员的声音惊醒时，至少已过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苏菲还没有回来，恐惧猛然像无数只手在我的身上乱抓。我害怕极了。外面一片漆黑，隧道的灯一闪而过，我知道列车正在离开巴尔的摩车站。一般情况下我要花两分钟时间才能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车厢尾部，可现在仅用了几秒种，我便从胸贴着胸背靠着背的人群中挤了过去，推搡着肩膀和臀部，碰倒了一个小孩，不顾一切地撞开女厕所的门。我为什么会认为她还在那儿？一个披散着满头乱发，下巴上扑满金盏花粉的肥胖黑人妇女冲着我怒吼：“滚出去，你这疯子！”我赶紧跑开了。
　　我发疯似的把头伸进一间又一间包厢，希望能看见苏菲的影子。两种情形在我的脑海交替出现：或许她迷了路，跑进某一个包间里睡着了；或者，她在巴尔的摩下了车——哦，妈的，这种情形简直不堪想象。我又打开更多的包间和洗手间的门，穿过四五节豪华车厢的餐厅，满怀希望地扫视着每一个进餐者。几个系白围裙的黑人侍者在过道上来回穿梭，车厢里弥漫着一股烹调的油香味儿。最后只剩下娱乐车厢。一个收银台，一个管理员——一个讨人喜欢的灰发中年妇女。她抬起头，一双充满哀伤的眼睛看着我。
　　“对，一个小可怜儿。”听清我急急的询问后，她回答说，“她在找电话。想想看，在火车上！她想往布鲁克林挂电话。可怜的，她在哭。唔，好像还有点醉。她朝那边去了。”
　　我在车厢尽头找到了苏菲。那地方无人去，噪音很大，锁死的玻璃门上罩着铁丝网。此时，早晨的阳光正照射在上面，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马里兰绿色的松树林。苏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一只手还抓着酒瓶。就像几周前那次奔向大海深处的游泳一样，她愧疚、悲伤、绝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头看着我，对我说了句什么，可我听不清。我俯下身子，此时——我从她蠕动的嘴唇读出一部分，通过她悲伤的声音读出了另一部分——我听见她说：“我觉得我不行的。”
　　也许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旅馆服务员是最见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自称威尔伯•恩特维斯特尔的年轻牧师身穿显然非基督教教职人员穿的印度斜纹西服，惹人眼目地手持《圣经》，身边带着一位蓬头垢面、满脸泪痕、烂醉如泥、一直咕哝着外国话的妻子，出现在离国会山不远的议会饭店时，服务台那位年老的登记员究竟是怎样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后，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馆登记住入同一个房间；还有，用假名谎称夫妻登记也被视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话，则风险更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但我必须把自己设计成一个十分虔诚的角色，这样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于是我在火车即将进站前，翻遍衣箱找出了一本黑色真皮封面的《圣经》拿在手上，然后在旅馆登记薄上大大方方地写上我的地址，以证明我的身份的合法性：联邦神学院，里奇蒙德，弗吉尼亚。看见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吸引而不再注意苏菲，我松了一大口气。这位脸部肌肉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许多南方人在华盛顿打工)，对我极为信任。他用南方风格的问候语亲切地说：“祝你们愉快，尊敬的牧师先生及夫人。你属于什么教派？”
　　我正要回答说“长老会”，但他已经像警犬似的冲着虔诚的同伙亲切地吠叫起来：“我嘛，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徒。我到华盛顿的第二浸礼教堂做礼拜已经十五年了，那儿有一位优秀的布道者，威尔科克斯牧师。你听说过他吗？他来自弗吉尼亚的福鲁万纳县，我也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当然了，他还很年轻。”我开始朝房间走去，苏菲沉重的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摇铃叫来这旅馆的惟一的侍者，一个睡眼惺松的黑人男孩，然后递给我一张卡片：“你喜欢海鲜吗，牧师？你可以去滨水区的这家餐厅试试，叫河佐阁，它们有这城里最好的蟹饼。”当我们来到陈旧不堪污迹斑斑的豆绿色电梯门前时，他继续说：“恩特维斯特尔。你与波哈屯县的恩特维斯特尔家族有关系吗，牧师？”我真的回到了南方。
　　议会饭店是一家三等旅馆，我们住在七层一间乏味闷人的鸟笼式的小屋子里，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小街，中午的阳光可以略微透一些进来。苏菲早已又累又乏，还没等那个黑人服务生接过我的二十五美分并走出屋子，便一头扑倒在床上。我拉开印着鸽子图案的窗帘，推开窗户，一股温暖的十月暖风一下子吹走了室内闷人的气味，使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我能听见远处火车站传来的隆隆的火车声，以及近处一支军乐队演奏的咚咚鼓声和号角声。两只苍蝇在天花板上嗡嗡叫着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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