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太棒了。汪娜总是用这种办法直截了当地与别人打交道——我，以及任何人。我想，也许这方法能应付一切。她有着壮硕男子一般的魄力，可她的内心却充满柔情。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她看起来非常……我想你会描绘为‘形容枯槁’。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一直在工作，随时面临危险。她用大量时间编辑地下组织的报纸，这事相当危险。我想我告诉过你，她其实并不漂亮，苍白的脸上长满雀斑，下巴很大。但她有一种内在的魔力，这使她十分吸引人。我一直看着她——她和那个犹太人一样神色严峻，但同时又露出慈祥、耐心的神情，令我难忘。
　　“费尔德森说：‘我出生在彼德歌斯茨，但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德国。’他的声音变得气恼和尖刻。‘这就是我讲不好波兰话的原因。我承认我们有些人在犹太区尽可能不用这种语言。也许任何一种语言都比压迫者的语言更令人愉快。藏语？爱斯基摩语？’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接着说，‘请原谅我离题了。我在汉堡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我是那所新成立的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我在符兹堡的一所预科学校当教师，教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被捕前我一直在那儿教书，直到他们发现我的出生地在波兰，便将我流放到这儿。那是在1938年，我带着妻子和女儿，还有一大批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他停了一下，接着痛苦地说：‘我们逃离了纳粹，而现在他们又砸墙破户。但我应该更怕谁呢，纳粹还是波兰人？我应该把波兰人看作我的同胞吗？至少我知道纳粹会干些什么。’
　　“汪娜没理会他。她开始谈起枪械的事。她说，枪就藏在地下室里，用厚纸裹好了，还有一箱子弹，一会儿他们就去取。她看了看表，说十五分钟后，两名家乡军战士将在地下室准备好，然后把箱子搬到过道里。他们事先已约好信号，她一听到信号后便会马上示意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他们便可以立即离开房间到楼下的过道里，枪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尽快离开。我记得她最后说，她得告诉他们，有一支枪的准星坏了，还有某个部件也有一点小毛病，但她会尽快设法帮他们换一个。
　　“费尔德森说：‘有一件事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武器？’
　　“汪娜看着他：‘我以为他们告诉你了。三条路嘉自动步枪。’　　“费尔德森的脸一下子白了。‘真不敢相信，’他低声说，‘他们告诉我说有一打，也许十五支。还有一些手榴弹。我真不敢相信！’我能看出他的愤怒与绝望。他摇了摇头：‘三条路嘉，还有一条是坏的。我的上帝！’
　　“汪娜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我们一直想干得更好一些。我想我们会的。这儿有四百发子弹。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想法搞一点。’
　　“费尔德森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有些歉意地说：‘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开始以为有不少武器，现在却令人失望。还有，今天早些时候，我曾与另一个抵抗组织接触过，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帮助。’他停了下来，带着愤怒的表情看着汪娜。‘事情糟透了——真令人难以置信！他妈的杂种！他们居然嘲笑我们，看不起我们。他们叫我们犹太佬！这都是些波兰人。’
　　“汪娜语气平淡地问：‘这些人是谁？’
　　“‘他们自称O•N•R。不过，昨天我与另一个波兰抵抗组织接触时也碰了钉子。’他看着汪娜，满脸愤怒与绝望，说，‘我得到了三支手枪，以及轻蔑与嘲笑，去抵抗两万纳粹军队。上帝，这一切究竟怎么了？’
　　“汪娜激怒了，我想是因为费尔德森的话，更是因为他对一切的愤愤不平。‘O•N•R，那是一帮奸细，法西斯分子，狂热分子。作为一名犹太人，你本应该从乌克兰人和汉斯•弗兰克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但我要告诫你，共产主义分子很坏，更坏。如果你遇上科兹恩斯基将军领导下的红色游击队，你可能会被就地枪杀。’
　　“‘这太恶劣了！’费尔德森说，‘我得为这三支手枪感激涕零，这难道不可笑吗？这种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你看过《吉姆老爷》吗？那个军官抛下正在下沉的船，独自爬上救生船逃命，而让无助的乘客听天由命。请原谅我这样比喻，但我不忍看见这样的事情在这里重演。我们正在被我们的同胞淹死。’
　　“汪娜站起身来，手撑在桌上，身子向费尔德森前倾着。她又一次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很困难。她看上去十分苍白，疲倦。她用一种不顾一切的声音说：‘费尔德森，你不是愚蠢就是天真，要么两者都有。你那些笨拙的说法令人怀疑，所以你一定非常天真。你是否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波兰是一个反犹国家。你自己刚才也说，你们是被压迫者。生活在一个反犹主义的国家，住在犹太人居住区，这都是我们波兰人首创的，你怎能指望这些同胞的帮助？你怎么能指望别人呢？除了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力所能及地干一些能够挽救你们生命的事之外，还有谁来拯救你们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生命呢？上帝啊，费尔德森，你的父亲带你离开波兰时可能完全忘了那些反犹分子；那些可怜的人们也肯定无法预料那温暖的处处盛开文明之花的德意志会变成犹太民族的地狱渊。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返回波兰时，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面临的仍然是对犹太人的仇视，随时准备将你们扫地出门。它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国家，费尔德森。这么些年来，它变得越发凶残，因为它饱尝失败的滋味。《福音书》说，苦难并不酿就理解与同情，它制造残忍。深感失败的波兰也深知如何对待别人，所以对更加灾难深重的犹太人极度残忍。我很惊讶你居然能从O•N•R逃脱，而只被骂了一句犹太佬！’她顿了顿，又说：‘你觉得奇怪吗？我说了这么多波兰的坏话，却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必须为它付出生命，我会眼睛也不眨地去做。’
　　“费尔德森望着汪娜，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我真为汪娜担心。我从没见她如此疲惫，我猜你会形容为‘完全崩溃’。她干得太多，吃得太少，几乎没有睡过觉。她的声音不时发出撕裂的哑声。我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指颤抖着。她闭上眼睛，浑身不停地轻轻颤动着。我以为她就要晕过去了。然而她睁开眼睛又开始说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哀伤，说：‘你刚才说到《吉姆老爷》，这本书我也刚好看过。我认为你的比喻很好，可你好像忘了这故事的结尾。你忘了在结尾处，书中的主人公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用死弥补了一切。他的苦难，他的死。我们波兰人是否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呢？如果我们的斗争也不能拯救你们吗？无论这能否拯救你们，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们做过了——通过我们的受苦受难，甚至通过我们的牺牲。’
　　“过了一会儿，汪娜说：‘我并不想伤害你，费尔德森。坦白地说，你是个勇敢的人，今晚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儿。我知道你们所遭受的苦难，去年夏天我就知道了。那时我看见了从特里布林卡偷偷弄出来的一批照片。我第一个看见它们。和别人一样，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相信那都是真的。你的经历充满恐怖。每次我走近犹太区，脑海里总浮现出一群困在桶里即将死去的无助的老鼠。我们比你们犹太人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逃离危险的机会，可我们仍处于围困之中。我们不是桶里的老鼠，是着火的大楼里的老鼠。我们可以逃离火海，逃到阴凉的角落，逃到地下室去，那里很安全。可是真正能逃离那栋房子的却微乎其微。每天我们有很多人被活活烧死，但房子很大，仍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大火不能把我们一下子全部吞噬掉，然后某一天(也许会有的)，大火终将熄灭。如果真是这样，有很多人会幸存下来。但桶里的老鼠却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汪娜深深地吸了口气，直盯着费尔德森：‘我要问你，费尔德森，你能指望大楼里被吓坏了的老鼠给桶里的老鼠多少关心呢，而且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话？’
　　“费尔德森只是看着汪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她好几分钟，什么也没说。
　　“这时汪娜看了看表。‘四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听到一声口哨，那时你们俩就下楼去，那包东西已在那儿等你们了。’说完这些，她又接着说：‘三天前，我在犹太区和你的一个同胞协商过，我想我不必提他的名字。我只想告诉你，他是强烈反对你们的另一派别的头目。我想他是个诗人或小说家。我很喜欢他。但他说了一句令我无法忍受的话。他说，犹太人是‘我们宝贵的苦难遗产’。
　　“这时，费尔德森插了进来，几句话把我们都说笑了，连汪娜也露出了笑容。他说：‘那只能是鲁万塔尔，莫伊斯•鲁万塔尔。这个花哨而伤感的艺术家。’
　　“这时汪娜说：‘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苦难怎能是宝贵的呢？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饱经苦难——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俄国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还有所有别的民族。每个人都是牺牲品，犹太人是牺牲品中的牺牲品。这才是主要的区别。但所有的苦难都不是宝贵的，人们全都死得一钱不值。在你走之前，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我与鲁万塔尔谈话时，一直把它们装在我的口袋中。我本想给他看看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这样做。我现在给你看看。’　　“正在这时灯熄了，灯泡闪个不停。我心里一阵害怕。有时候这只是因为电力不足，此外便是德国人的伏击行动。他们总是先切断大楼的电源，然后在探照灯下抓人。我们全都一动不动。壁炉处发出一些光亮。汪娜确信是停电之后，找出一只蜡烛点上。我仍在发抖，害怕。汪娜往桌上滴上几滴蜡油，放好蜡烛，把几张照片扔在桌上，说：‘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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