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朝前伸过头去。开始我没看出是什么，只觉得是一堆棍子，一大堆小树枝般的棍子，然后我看清了。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是棚车里的死孩子，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全都僵硬地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一看便知是冻死的。别的照片也一样。
　　“‘这些都不是犹太儿童。’汪娜说，‘全是波兰儿童，全都未满十二岁。他们甚至不是大火围困中的大楼里的老鼠。这些照片是家乡军战士从停在赞莫兹克与卢布林之间的棚车里拍下来的。这只是其中的一节车厢，有好几百个死孩子。还有好多这样的车厢，被推到旁边的铁轨上，里面的孩子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饥寒交迫而死。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死的人成千上万。’
　　“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最后汪娜开口了，她的声音第一次哽咽起来，里面充满疲惫和悲伤。‘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从哪儿来，姓甚名谁，但我想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纳粹的利波斯波恩计划，也就是新生计划中落选的孩子。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赞莫兹克地区的儿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儿童中被选走，但后来被认为在种族上不适合，于是又落选，然后被处理，被送往马伊达内克或奥斯威辛去灭绝，但他们没有到达那儿。运送他们的火车在适当的时候开到了支线上——大多数车都这样，孩子们便饿死、冻死、闷死在车厢里。你们知道吗，仅赞莫兹克地区就有三万波兰儿童失踪。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这也是集体屠杀，费尔德森。’她用手揉揉眼睛，接着说：‘我本来还想把大人们的命运告诉你们，那些被屠杀在赞莫兹克的天真的男人和女人们。但我不能，我太累了。我突然觉得头晕。这些孩子的照片每次都令我无法忍受。’
　　“汪娜轻轻摇晃了一下。我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坐下来，但她站在烛光中一直不停地说着。此时她的声音变得平淡单调，好像感情已荡然无存。‘纳粹最恨的是犹太人，费尔德森，所以你们注定要遭受最深重的苦难。但他们不会在犹太人身上结束他们的暴行。当他们消灭了犹太人之后，难道你认为他们会就此放下屠刀，停止杀戮，让世界和平共处？如果你有这样的幻想，那就低估了他们的罪恶。他们一旦消灭了你，就会接着来消灭我，尽管我也是半个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轻易让我死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我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朋友，对她犯下曾对你犯下的同样的罪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她的孩子，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们看见的这些更好。’”
　　在华盛顿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苏菲和我在不知不觉互换了位置，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而她站到我刚才观看火灾的窗户边凝望着远处。她沉默着，我看着她的侧影。她仍陷于深深的回忆之中。她望着闪着微微火光的天边，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叫声，以及远处人们救火的隐约的喧嚣声。教堂的钟又敲响了：四点钟。
　　苏菲终于又开口说了起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诉过你，纳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后把她吊在架子上，让她慢慢干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常常想起她，但经常想到华沙的这个晚上。那天，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后，她坐在桌旁，把脸埋在胳膊里，完全崩溃了。她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记得我当时靠近她，抚着她的肩头看着她哭。她这么年轻，和我一样年轻，却这么勇敢。
　　“她是个同性恋，斯汀戈。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就是那时也无所谓。但我想，在我将这么多的事告诉你之后，你也许想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睡过一两次——我可能也对你说过，但那不意味着什么。她对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并没有回应她，所以她从不强迫我，也绝不生气什么的。我爱她，因为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说的，她预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还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想惊动她。我仍想着她刚才所说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还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我曾多次有过这种类似死亡的感觉。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仍睡着。汪娜的话压得我完全崩溃了。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哝着什么，那么可爱，那么可亲。本来他们俩很重，可现在都变得很轻。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们抱在怀里的缘故吧。我心中充满恐惧，汪娜关于未来的话令我绝望到了极点。我知道她的话是真的，我们无法对付那么强大的敌人。
　　“窗外又冷又黑，华沙没有一丝灯光，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风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窗户让寒风吹进来。知道吗，我差点带着孩子们冲进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当时，我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后来，我多次咒骂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载着苏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战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围捕中抓获的波兰人到奥斯威辛的列车车厢同往常不一样。它既不是棚车也不是用来装牲畜的货车——德国人常用这种车来做运输工具。这次却有些出人意外。虽然有些陈旧，却不无排场。过道上铺满地毯，有包厢，洗手间，每个窗户上都钉着一块菱形的金属牌，上面烙着波兰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的警示语：“请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通过它的设施——很破旧但仍很舒适的座位，华丽但已失去光泽的枝形吊灯，苏菲知道这节历史悠久的卧车曾是上层人士的头等专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她觉得它就是她孩提时，载着她和她的全家去维也纳或柏林的那节卧车。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预兆，几乎透不过气来。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本来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厢，此时塞进了十五六个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包裹。灯光昏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半的人只能站着，相互抓着以防火车猛然加速时跌倒在别人身上。有一二个头脑灵敏的抵抗组织的头儿开始发出命令，让大家轮换着坐。这样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体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却无法解决。但这不算糟，不过是不舒服罢了。吉恩和伊娃是这个包厢里仅有的孩子，他俩轮流坐在苏菲和别人的腿上。至少有一人在旁边没有灯的包厢中吐了。挤过这么多的身体到盥洗间去需要拚命才行。“总比棚车好一些，”苏菲记得有人咕哝了一句，“至少还能伸直手脚。”奇怪的是，在当时极度混乱、杂乱无章的欧洲，火车晚点、延误是常有的事，可苏菲的这次行程却不像想象的那样漫长：本该从早上六点到中午的半天旅程共用了三十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几夜。
　　或许是被一种满怀希望的思维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认的那样)，苏菲一直觉得很安心。德国人把她和她的同伴们装上这趟列车，用这种新奇的方式运送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纳粹一直用货车把犯人运到集中营。因此，当苏菲和吉恩、伊娃被装上这节车厢时，她马上从逻辑上排除了这种可能，即德国人使用这种车厢运送犯人只是因为它还可以利用(宽大并尚可滑动的窗子就是证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战前供富有的波兰人在上面打着瞌睡做豪华旅行的卧车，现在代表着一种特权，意味着他们将得到比关在前面那节车厢里的一千八百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更好的待遇，那些人像瓶子似的被塞进那黑沉沉的运牛的棚车里已有好几天了。这个想法与她认为纳粹解决犹太人会增加她自己、吉恩和伊娃安全程度的想法同样幼稚而愚蠢。
　　奥斯威辛——即奥斯威茨——这个名字早已在车厢中一次次传开。这名字让她怕得要死。但她毫不怀疑列车正驶往那里。一丝耀眼的光线照射着她的眼睛，一下子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窗外的树林上。在行程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她通过黎明的光线判断出列车正向南行驶。越过华沙郊外的村庄，绿色的田野，密密的白桦林，向着克拉科夫的方向行驶，只有奥斯威辛才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它就在南边。当这一想法被她的眼睛所证实时，她绝望了。奥斯威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苏菲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曾听说他们将被送往奥斯威辛，但她天真地希望是被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因为有很多波兰人被送到那儿做苦役。她还听别人说，那儿没有那么残酷，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随着奥斯威辛越来越近，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摆脱了。苏菲被这一发现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成了抵抗组织的牺牲品。她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致和抵抗组织成员们同时关在一所监狱的话(她突然因自己与汪娜同住也产生一种运气不好的想法，尽管她从未为他们出过一点力)，也许她会因为私买猪肉而被判重刑，但不会因颠覆罪而被判无期徒刑，也不会被送往那邪恶的地方。但她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根本就没有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过，只是忘了审讯她。她被遗忘了，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很偶然地与抵抗组织成员们关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典型的报复性审判的牺牲品，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暴戾，对完全统治和压迫的一种狂暴的贪欲的牺牲品。只要纳粹在抵抗组织身上取得微小的胜利，这种贪欲便会强烈地抓住他们的心。这次也是如此。这种贪欲使他们将迫害的欲望延伸到这次被围捕的几百个无辜的波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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