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一得知逮捕人员扑了空，阿凡提逃脱了，马上就收拾自己的东西。他说：
　　“丹尼斯，我走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为了让你少撒点谎，我和你单向联系。我需要你时就找你。与沃林要平和稳妥地相处，一般来说，只给他干活，不要提任何问题。如果他打听我，就说咱们吵了一架，我走了，不知道我现在住什么地方。”
　　“对弟兄们怎么说？”谢尔加切夫问，接着又解释说，“就是普罗霍尔和基里尔。他们似乎帮了你大忙。”
　　“是，”古罗夫说，“请转达我的谢意，告诉他们，等古罗夫行动结束后咱们还会再见面。”
　　“就是说，转达一声谢谢就完了。”谢尔加切夫把古罗夫忘掉的肥皂盒递给他。“你真是好人，列夫·伊万诺维奇，主要是懂得知恩图报。”
　　古罗夫本来想回答几句，但只挥了一下手就走了。
　　古罗夫有个朋友，是位博士，学识渊博，懂三种外语，总的来说，是个聪明人，好人。只是对女人爱得过分。对一个女人怎么爱都不够，但他爱很多人，实际上有幸结识的女人他都爱。他认为，对任何男人这都是唯一正常的状态，所以不相信古罗夫对家庭的忠诚。因此，在他又一次因公长期出国之前，把自己住宅的钥匙留给了古罗夫，还像阴谋分子那样眨了眨眼睛，说是会有用的。对于一个刑侦工作者来说，一套可供利用的住宅永远不会多余。古罗夫接过钥匙，也眨了眨眼。两个朋友互相拥抱，拍了拍背，然后一个乘飞机而去，逐渐消失在异国的人群之中，另一个留在祖国继续干“卫生技术员”或叫做“清洁工”的工作。古罗夫的职务，众所周知，实在没有什么美好之处可言。
　　也就是说，古罗夫有一套住宅。他没一开始就去那儿住，是因为他想让丹尼斯·谢尔加切夫在自己身边。除此之外，一个真正的侦探应该留下最后一个窝，以备不测。
　　这个时刻来到了，古罗夫住进了这个朋友的住宅，如果这个朋友得知古罗夫如何使用他的家，他可能要委屈得落泪。
　　古罗夫做着他惯常做的家务劳动，也就是吸尘，擦拭家具。房间里久不住人，积下了相当厚的灰尘。
　　他并不怪罪列别杰夫没及时提供阿凡提的住址，银行家担心刑警们工作粗疏，有可能让杀手猜到是谁把他们引来的，这是有根据的。逮捕组的小伙子们没有与内线合作过。有时候，在部署作战行动，决定在何地监控目标，监控期限，在何时何地拘捕等问题时，“捕狼犬”们听得心不在焉。你们告诉说在哪儿，抓谁就行了，我们必须相机行事。如果犯罪分子是杀人犯并且携带武器，谈话则十分简短。顶着子弹上的是我们，用不着你们教我们。古罗夫执行过这样的任务，他不能指责参加逮捕行动的同事们。古罗夫决定下次与尤里·彼得罗维奇见面时不表示任何不满。
　　古罗夫很清楚，得知这次行动失败后，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肯定要下令把胆大妄为的侦探从休假中召回来。奥尔洛夫上校不能违抗命令，古罗夫立即就得奉命归队。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无论采取多少保险措施，消息一定会透露出去。
　　古罗夫不打算未经将军批准就去维也纳，但在莫斯科则应该自己搞清楚。只有一个问题他找不到答案。“在找不到答案之前，我不能在人世间露面，”古罗夫下了决心。“公司的头儿要招募的为什么一定是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正是这个问题他认定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如果我能回答这一问题，其余的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一定是古罗夫中校呢？在南方我卷入了这一倒霉事件，从而落入了老板的视野？胡说八道。马上就是在莫斯科的战斗，在此之后，一切明智的人应下令或将古罗夫除掉，或不许触动他。在莫斯科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数不胜数，其中有的比我强，有的比我差，还有一些毫无用处。老板应从最后一类人中物色助手。可是老板就认准了我。为什么？
　　“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试图劝阻主子用我，顾问对我这个人也谈不上欣赏。沃林强调我的良好声誉和能说德语。但在维也纳找个可靠的翻译并不成问题。丹尼斯·谢尔加切夫呢？他们不信任他，知道在关键时刻丹尼斯会站在我一边。难道他们不能找一个可靠的自己人来开车吗？能，却雇用了谢尔加切夫，仿佛要故意帮助我。为什么？在这类事情中任何安排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一直行走在边缘上。而沃林无疑是个聪明人。老板当然也是，肯定还更奸诈老辣。”
　　古罗夫放下吸尘器，走进厨房烧上水，就开始找茶叶或咖啡。电冰箱当然是空的，像他这种低能儿就不应该有饭吃。他打开酒柜，这里倒应有尽有，足够一头大象喝的，还有名牌巧克力。巧克力旁边有个信封。古罗夫拿起信封读道：“你亲启。”拆开信封，在一张印有裸体美女的明信片上写着：“我知道你会来，廖瓦，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尽情享受。”
　　“别人仟么都知道，”古罗夫想，“唯独我，活像个浑身是鼻涕的孩子。也许，为了提神明智，喝它几口？”他拿起一瓶酒，闻了闻又放下了。“那么，鲁斯兰·沃林反对我的候选人资格，但被迫与我周旋。也许，沃林什么也不知道，他本人也在被老板暗中利用？这个躲在幕后的老板对古罗夫中校有自己的打算？而维也纳之行是佯攻，为别的目的作掩护，真正目的只有一个人知道？”
　　侦探似乎觉得，他在自己脚下触到了某种稍微坚实点的东西。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他凭直觉走上了正确道路。他坐到电话机旁，拨通处里的电话。很幸运，接电话的正是他需要找的小伙子。
　　“鲍里亚，你好，不要答话，不要叫我的名字。”古罗夫迅速说。
　　“您好，列夫·伊万诺维奇，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鲍里亚·瓦库罗夫中尉回答道。
　　“斯坦尼斯拉夫身体怎么样？”
　　“出院了，暂时在家，急着要参战，总打听您。”
　　“鲍里亚，你能开病假条吗？”
　　“您知道嘛，”刑警惊讶地答道，“我有慢性神经根炎。”
　　“对不起，我老了。请马上记下来，明天开个病假条就去执行……”
　　自沃林“因公”负伤之时起三天过去了，今天已经消肿，也不疼了，但左脸仍然紫中带黄，眼睛下边还有青痕。
　　沃林足不出户，办事处里一切照常运转。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的列别杰夫不断来电话，要求见老板，因为他与老板没有直接联系。沃林传达上去，却得不到见面的许可。老板的答复总是含混不清的一个词，不是“等着”，就是“忍着”。
　　沃林习惯了积极的、每天充满各种事件的生活，现在闲坐在家，没事就瞎想，都想傻了。一切似乎进展顺利，老板应于日内收到毒品，据列别杰夫说，苏联卢布堆满了贮藏室，给供货人结账与顾问无关，汽车和司机就停在楼下。在和谐的系统中只有古罗夫出了问题。
　　他们最后一次会晤后，沃林尽管遭受重创，但还很乐观。他觉得，甚至古罗夫的发作，他的突然攻击都证明侦探投降了。去维也纳接触黑手党的可能显然引起了中校的兴趣。最诚实最古板的人也不过仅仅是人，他不仅想在上司面前出风头，还要自己看着光彩。对莫斯科刑侦局来说，如能破获国际黑手党团伙，特别是在苏联即将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背景下，将是没有先例的。理论上沃林的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但他一想起古罗夫的脸，他的蓝眼睛，他那有时是严厉的，有时是嘲讽的，经常是冷漠的，主要的是，没有一次是畏葸的眼神，顾问就得出结论：同中校无法共事，必须立即结束与他的接触。这就是说，应该请阿凡提效力了。
　　可是杀手去了罗斯托夫，与他没有联系。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可以尽情地分析论证，但没有老板的许可他不可能摆脱古罗夫。毒品，也等于是外汇，在这个刚愎自用的馋鬼手中，从而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命运也就在这双手中。“我这个公司的二号人物能决定什么呢？”沃林想。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他两手空空。“我只是奴仆，随时可以被踢出门外。合资企业，体面的商号呢？地位、巨额收入，其中还有外汇。这些刑事犯罪活动对我有什么用？但合资企业掌握在一些官僚手中，该部门最大官僚是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也就是老板。事实上就是他帮助顾问成立了这家合资企业，沃林在这类企业中的大部分朋友都对他极其羡慕。为了得到签字，他们往往要化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为盖章还要这么久。鲜花，法国香水，庸俗的塞得满满的红包源源不断地流进各总局、处和被抢劫一空的办公室。而鲁斯兰·沃林这儿却有条不紊，所有问题在瞬间就能得到解决，他只是在心满意足时才馈赠鲜花和巧克力。
　　“我的同行们哪里知道，”沃林无限感慨，“我实际上付出了何等代价，我是多么愿意和他们交换一下位置呀。”很遗憾，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先当了公司的成员，然后又成了绰号顾问所体现出来的那个人，作为其后果才是合资企业的两位总裁之一。到如今，遗憾和叹息既于事无补，又滑稽可笑。
　　拿古罗夫怎么办？沃林给了他一昼夜的考虑时间，古罗夫答应了。但在规定时间没来电话，还从谢尔加切夫家出走，消失了，连个招呼也不打。老板要这个无法控制的炮弹干什么？为什么无法控制？他在为自己的信念服务。你可以不赞成他的信念，但信念古罗夫确实有。为了自己的信念，这个侦探甚至是一个恪守纪律，很有义务感的人。
　　顾问最后作出的结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关于今天古罗夫中校与其上司的关系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无所知。
　　“中校，侦探，有信念的斗士，”顾问继续想，“老板要这样的人干什么？”沃林终于明白了……他跌坐在沙发椅上，两手抱住了头。
　　“天哪，我真是白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被人把脸往狗屎堆里按，而我却一头扎进去，大嚼特嚼，甚至还感到奇怪：为什么不香？为什么恶心？低能儿！这是臭狗屎，而且毫无掩饰！老板如此相信我的弱智，甚至都无意把这堆臭狗屎稍加伪装。”
　　沃林恢复了自制，稍稍平静了点，开始集中思想应付现实局面。“清醒后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他暗下决心，“正如我的‘好朋友’古罗夫中校所说，如果规则取消了，咱们就来个无规则厮杀。”
　　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沿楼梯走下中央电报大楼，慢慢向普希金广场方向走去。“前不久我经过这里时正遭到古罗夫的追捕，当时我觉得自己处境非常不妙。生活就是这样：如果某人被割掉一个指头，他很难过，其实他应当高兴，因为还没割掉他一只手。那时候我为难，我恐惧，但我还是自己的主人，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还能对它施加影响。现在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能做，更重要的是也不想做。哪怕是进监狱也好，只要不再打扰我，只要让我活下去。我这把年纪不能送我去伐木了，我去糊纸盒，缝手套。”
　　今天尤里·彼得罗维奇一生中第一次没有点收到的钱。他看看提箱，问过数量，就默默地记在记事本上。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们不停地嚼着什么，基本不出声，偶尔互相说几句听不懂的话，看看他。昨天他还认为自己是，其实也的确曾经是金融巨头。现在他们看着他就像看一个正在接收陈年旧货的仓库管理员。尤里·彼得罗维奇觉得，对于这些小伙子他什么都不是，蝼蚁不如，随时可以把他弄死。
　　尤里·彼得罗维奇认识不少杀手。已经死去的伊万·瑟奇，今天不在这里的阿凡提都是高级刽子手。他们沉着冷静，小心谨慎，时常杀人。尤里·彼得罗维奇对待他们不带任何感情。没有命令他们谁都不乱杀人。
　　最近几天与尤里·彼得罗维奇经常接触的这些穿皮衣的小伙子们当他的面没碰过任何人，但他觉得，或者说他确切知道，他们准备此刻就杀人。不是必须杀，不是奉命，也不图个人私利，随随便便就杀死一个人，就像婴儿折断一个玩腻了的玩具那样。
　　尤里·彼得罗维奇缓缓蹀躞在心爱的大街上，他那不久前还曾是得体的风衣像破衣片一样荡来荡去，新衬衣的领子似乎脏了，时髦的领带则好像沾满了油污。
　　“啊！真没想到！”他听到有人这样说，回头一看，见古罗夫刚打开日古力的门。“请上车吧，尤里·彼得罗维奇，两条腿走不出什么名堂来。”
　　尤里·彼得罗维奇坐进汽车，握了握古罗夫的臂肘说：
　　“您好，列夫·伊万诺维奇。”
　　“您好，尤里·彼得罗维奇。”古罗夫也以他那种语气说。他仔细看了看银行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我饿得要死，您说咱们去哪儿吃午饭比较好？”
　　列别杰夫说完地点就闭上了眼睛。“我的对头给折腾垮了，”古罗夫想，“我现在对他既不仇视，也不反感，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疲惫不堪、胆战心惊的人。本想与他简单谈谈，但他既然如此一蹶不振，就应抓住机会，从他身上尽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我目的高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我准备抓住并彻底摧毁某个人。好哇，古罗夫！勇往直前！……他们在强迫他干什么？为什么他如此萎靡不振？”
　　列别杰夫微微睁开眼，看了看侦探。“为什么我从未发现这个小伙子还很漂亮呢？他可以去拍电影，演那些聪明、诚恳、什么都能理解的侦探，他是我的敌人，今天却是我最亲近的人。跟他在一起让我心神安宁。他又在思考另一个圈套，设法通过我得到揭露顾问和老板的证据。即便如此，我相信他不能用刀子捅我，不会用铁家伙砸我的头。他看出我现在垮了，所以不用提问题来麻烦我。不知道他们抓到阿凡提没有？”
　　“您的情报准确。”古罗夫说，他仿佛偷听到了列别杰夫的思想活动。“我很感谢您，阿凡提的确在别墅里住过几天，不过我们到达时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不必担心，尤里·彼得罗维奇，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他是杀人犯。”
　　列别杰夫没有回答。阿凡提是杀人犯？对。但他是别人意志的执行者。
　　他们在安静、舒适的合作餐馆里吃午饭。这里显然不认识尤里·彼得罗维奇，但接待顾客殷勤，服务快捷，饭菜可口，当送来咖啡，给列别杰夫上了一杯白兰地之后，古罗夫才问道：
　　“不是作为一个罪犯对民警，而是人对人，尤里·彼得罗维奇，请告诉我，您所做的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哪个一切？”列别杰夫习惯地顶撞了一句，突然又笑了，“对不起，是条件反射。”
　　“对，我经常发现自己也是这样。坐在客人中间喝茶时，总不由自主地观察判断，谁在撒谎，谁对妻子不忠。虽然这关我什么事呢？”
　　“是，是，职业嘛，它会使……有个医生对我讲……”列别杰夫沉默了。他想说，别绕弯子了，但只摆了摆手。他请女招待再给他来一杯白兰地。
　　“我工作的年头越久，不懂的问题就越多。也许，我随着年龄增大变得糊涂了。据人所共知的统计资料证明，强盗们在为极微薄的月薪‘工作’。我当然把道德问题抛在一边不谈。”古罗夫把给列别杰夫送来的白兰地往自己的咖啡里倒了一点，“但是，简单的道理、逻辑和健全的理性到哪儿去了？”
　　“对不起，列夫·伊万诺维奇，您这完全是孩子式的推理。”列别杰夫含蓄地一笑。他恢复了自信，并突然想到，古罗夫也不聪明，他错过了机会，在汽车里就应当掐住我的脖子，而现在么，休想。“就说抽彩吧。谁都知道，这明明是赔钱的勾当，但千百万人还是要参加。我把这称之为‘火鸟综合症’。你们大家都输，可我一定能赢。每个人都相信命运女神会垂青于他。这是人的天性，简直不能不相信。”
　　“就算如此吧，”古罗夫说，“可是政府要员和你这个级别的金融家们呢？据我所知，您没有继承人，现有的钱您一辈子也化不完……”
　　“我明白，”列别杰夫打断了他的话，“您想说：我何必冒险，何不退休？请原谅我的俗气，我没有事干就得死。生活在寂静闲适之中，吃吃鱼子，浇浇花坛，这我受不了。还有权势感，自我价值意识呢。您，请原谅，不相信可以彻底根除恶吧？不相信，但还是要挖，而且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人类吗？愚蠢和自欺。您想显示自己。我说得不对吗？”
　　“为什么呢，对。”古罗夫喝完了咖啡，“我爱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想尊重他，所以遇到你状况不佳，不想利用您的软弱……”
　　“可是，对不起，这是缺乏职业技能和堂吉诃德行为。”列别杰夫抢着说。
　　“嗯，这不见得，”古罗夫迅速说，“我能让您高兴：我不把您送进监狱，为了不让您立即鼓掌，我还要让您伤心，我不逮捕您，只不过因为来不及收集证据，您的被杀要比这早得多。”
　　“您得知什么啦？”列别杰夫脱口而出。
　　“我是知道些什么。主要是您脑门儿上就写着哩，而我又识字。”古罗夫用手势招来女招待，让再来一杯咖啡和白兰地。“尤里·彼得罗维奇，有一种意见，说宁肯忍受浇花弄草的寂寞，也不蹦蹦跳跳地进火葬场。”
　　“黑色幽默。”
　　“那东西还不少。”
　　“现在谁能放我走呢？”
　　“您总算提了个有用的问题，”古罗夫从小姐手中接过咖啡杯，道了谢，又接着说，“我可以帮助您去安享‘应得的休息’。”
　　“不要把我当杂役用，”列别杰夫因为失口说了句黑话，便皱起了眉头，“决定我命运的不是您。您只是口头许诺，漫天要价，然后再把我当废物扔掉。”
　　“咱们是在讲价钱，”古罗夫明确地说，“作决定的，确实，先是检察院，然后是法庭。但搜集证据的是我，这是构筑一切的砖石。那就请想一想，做个决定吧。这好似儿童游戏，信，还是不信。不过玩的不是糖纸，而是生命。”
　　“首先，您要求什么？是老板吗？”
　　“前不久我见过他。”古罗夫眼睛也没眨一下就撤了个谎，“小个子，瘦弱，脸刮得光光的……对吗？”
　　“对。”列别杰夫呛了一口，盯住桌子不动了。
　　“我很少出错，才华卓异嘛！”古罗夫自负地说。
　　根据银行家的反应，古罗夫断定自己猜对了。鲍里亚·瓦库罗夫早晨告诉了他在两个部里占据这类职位的三个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的情况，以及他们各自的特征。稍加思考，依据沃林正式业务活动的侧重面，侦探认定为某管理总局局长罗戈沃伊。为避免可能的失误，他刚才说的是截然相反的特征。桌子对面那突然迸发的愉悦驱散了一切疑虑：他猜了个正着。
　　“去他的吧，什么鬼老板，”古罗夫大咧咧地继续说，“咱们首先考虑考虑您吧，尤里·彼得罗维奇。怎样才能使您免受打击呢？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您的任务？”
　　“再过几……”列别杰夫久久凝视古罗夫的脸，在那双蓝眼睛里他看到了狡黠的笑意。他吃力地说：“我发誓，在任何情况下，至死我也不把您看成一个老实人。”
　　“谢谢，”古罗夫点了点头，“后天您对沃林说，您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请他给您找个避难所。”
　　“沃林不会让我住到他家去。他可以给我找个别墅，或别人的住宅，就不让去他家。”
　　“这您不必操心，”古罗夫突然冷冷地说，“您就说想到顾问家住几天，然后似乎就要离开首都。”
　　“实际上呢？”
　　“实际上如何，我以后再告诉您。”古罗夫看看表，站了起来。“您付账，我在大街上等您。”
　　古罗夫走出小餐馆，细心地观察了一下街道，什么有趣的也没发现，虽然他明明知道，已经布置好跟踪列别杰夫了。今天刚开始找列别杰夫时，古罗夫就先给奥尔洛夫打了电话。他拒绝做任何解释，只是说：
　　“请安排最精干的跟踪人员待命。”
　　到餐馆后，古罗夫又装做上厕所给奥尔洛夫打电话，通知他地址，并警告说：如果一辆车跟踪列别杰夫，另一辆咬住他古罗夫不放，他就要制止这辆车，还要打车上为首者的嘴巴。
　　奥尔洛夫哼了一声，意思是走着瞧吧，就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送您去哪儿，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在旁边坐好后古罗夫问。
　　“普希金广场，”列别杰夫答道，“我还应为您做些什么？”
　　“没什么了。您已请我吃了顿午饭了。”
　　“您以为我相信，您完全出自利他主义的动机才关心我的健康吗？”
　　“您不要相信。”
　　“那就告诉我，具体要求我干什么？我要有所准备。”
　　“您应当住到沃林家去。”
　　“就这些？”
　　“就这些。”古罗夫耸了耸肩，“嫌少啦？您想立功吗？”
　　他们默默地行驶到普希金广场。告别时显然比相遇时冷淡多了。列别杰夫目送古罗夫的汽车离去后，才慢慢走到特维尔街心花园，坐在长椅子上，陷入了沉思。
　　奥尔洛夫上校一生中第一次搞不清自己与一个很亲近的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古罗夫的感情相当矛盾。他时而用很难听的话骂中校，时而又为他感到骄傲，承认这个小伙子在创造奇迹。古罗夫简直失去了控制：先是离家出走，继而又放弃了谢尔加切夫的住宅，不给任何约束自己、使工作回到正常轨道上的机会。同时还关心自己的朋友和上级的声誉，不让他在上司面前为难：这个人在休假，与他没有联系，他一回来就会承担起一切责任。在通话时古罗夫像鹦鹉一样顽固地不断重复，他什么也听不清，通报完最重要的情报就挂断电话。一方面，宛如儿童游戏，另一方面，不要过于挑剔嘛，人家听不到将军的命令嘛。既然没听到，那就不是违抗。您可以不信，却没有任何权力加以惩处。
　　图利林带着高深莫测的表情阅读奥尔洛夫上校的报告，做批示：执行并报告。一句话不说便把报告退了回来。只有最近一次，将军使例行的汇报拖长了。他踌躇一阵儿后问道：
　　“他是否走得太远啦？他们可能杀掉他……”
　　“杀掉永远最省力气，将军同志，”奥尔洛夫答道，“我们有可能抓住将近五十名匪徒。没有廖瓦这我们做不到，即使勉强做到，也必定要有伤亡，公司的头子还可能逃脱。”
　　“执行吧，”将军把文件还了回来，“我与上面协调好了，准备从特种部队抽调一百个人随时听您调遣。”
　　“明白了，将军同志。”奥尔洛夫接过文件夹，在门口又转过身来说：
　　“不必担心，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一切都会顺利。”
　　像所有正常人一样，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沃林讨厌情况不明：最好是知道你处境不妙，但所有情况都确切掌握，那时就能够拼搏，做相应决定，采取对策。老板在耍两面手法，古罗夫中校不是潜在的盟友而是坚定的敌人，得出这个结论后沃林先是惊惶失措，继而怒不可遏，然而想了想之后，认为这也并不那么糟糕，从这个背叛行为中还能得到些好处。
　　在最近两昼夜间一切又都变了样，虽然没有颠倒位置，但却都悬在了空中。
　　从两个互无联系的知情人口中顾问得知，古罗夫中校避而不见自己的上司，他们正在找他，并企图掩盖这种尴尬局面。这种状况使局面彻底改观，顾问深思熟虑过的防御和进攻行动现在必须做彻底的重新审查。
　　古罗夫跟上次一样，没有打招呼就来了。进来，问好，那样子就跟昨天刚来过似的。
　　“这让人怎么理解您呀，列夫·伊万诺维奇？”他们礼仪性地喝过咖啡之后沃林问。
　　“要理解我很简单，可你们这些聪明人不会办事。检察院和刑侦局在寻找涉嫌杀害波塔波夫将军的古罗夫中校。鲁斯兰，你的助手可靠吗？他们懒洋洋地找我，不想声张，这就说明是接到了匿名信。写信的是你助手中的某一位。我觉得，就是死去的韦谢洛夫干的。”
　　“为什么是他呢？”沃林感到惊讶。
　　“再没有谁了。”古罗夫耸了耸肩。“我现在很想去维也纳。那样一来，你既不会向我发射鱼雷，在上司面前我也能洗刷干净了。”
　　论据听起来有说服力，侦探脸上的表情也是坦白诚恳的，只是蓝眼睛里那几丝笑意让人心烦。
　　“鲁斯兰，你不要在意我脸上的嘲讽，”古罗夫微笑着说，“这是多年来培养成的自我保护，对自己和对咱们的鬼生活都不能太较真儿，否则就会疯。当然，跟你合作我就……”他用手在脖子上画了个圈儿，“不过，如果能去维也纳我就飞黄腾达了。只是……滑稽，我找不到我的护照了。趁我家没人时我回去了一趟，都翻遍了，没找到护照。没有护照就出不了国。”
　　“如果正在追查你，边检不能放你走。”沃林反驳说。
　　“拉倒吧，你不知道部门内部关系的复杂性。我的将军不能公开宣布追查自己的一个失踪的中校。他们甚至都没在全市宣布追查我的汽车，这不是，我还在随便兜风嘛。”
　　“各有各的复杂性，”沃林赞同地说，他又仔细看了看古罗夫，“这么说，你是想登上国际舞台啰？”
　　“非常想，”古罗夫承认，“同你我还可以讨价还价，你会把手枪和照片还给我，同检察院可达不成协议。”他走到沃林跟前，揪住他的下巴，盯着他的脸说，“请原谅，我可不习惯让别人掐着我的脖子。”
　　“来日方长，我们会算清账的。”顾问含蓄地说，“那你的护照跑到哪儿去啦？”
　　“让老婆藏起来了，”古罗夫说，“只好跟她费一番口舌了，我老婆嫉妒得一塌糊涂。”
　　“藏护照干什么？”沃林惊讶地问。
　　“你真是的，”古罗夫把手一摊，“男子汉没有护照就不是男子汉，只是个摆设。不谈这个了，谈正事。您建议我代表公司去维也纳，我有什么权力？”
　　“听取建议，答应考虑考虑。您大概急于知道，为什么我们选中了您？这是因为我们未来的客户想让我们的信誉有保证。真的，他们建议，我们应该派一名刑事警察去，最好是一名海关官员，但这是不久的将来的事。”
　　“这是你们非法活动的保证。”古罗夫点了点头。“要是他们不喜欢我呢？他们有自己的情报来源，古罗夫中校在莫斯科刑侦局是个著名人物，有着对你们说来非常不好的名声。”
　　“您的名声恰好是我们的一张王牌。”
　　“不过现在它，说轻松点，不怎么样了。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有他们的内线……”
　　“我们应有尽有，”沃林打断了他的话，“您以前的地位对我们也合适，把您的护照拿来，我给您办手续。”
　　“对不起，我想详细了解了解，”古罗夫想了想，“你们的客户如何保证从莫斯科去的警察不把他们交给国际刑警？”
　　“他们了解我们。他们相信，如果我们为自己担心，也就必须为他们着想。我们只须迅速做成一笔生意。以后嘛，我们那些陌生人的命运就不使任何人牵挂了，国际刑警组织是另一个特工机关，这个问题由您来定。我们办完自己的事后通知您，您就开始办您的事。如果结果是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晋升为上校并荣获勋章，我个人只有高兴。”
　　“听着很诱人。假如一开始就这样，不触动我的家属，也不搞凶杀和拍照的挑衅活动，我们立刻就能达成协议。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你应该想到，谁的喉咙能掐，谁的则不能掐。”
　　“是，对您的家属是发生了点差错，我同意。”沃林回答说，“波塔波夫将军注定要死，把古罗夫中校与将军被杀联系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对做过的事并不后悔，您的功名欲使我敬佩，但在这类事务中，像对电梯一样，要求十倍的保险。”
　　“我既然扮演一个不讲原则的人，就应当演到底。”古罗夫下了决心。他把手伸给主人，说：
　　“一言为定。我把护照给你送来，你给我搞证件，”他犹豫不决，吞吞吐吐地继续说，“我本不打算说……”
　　“嗯，嗯，勇敢些。”沃林笑着说。
　　“我是干刑侦的，有自己的信息来源。”古罗夫又停了一会儿，“列别杰夫吓破了胆，想溜。这当然是你的事。要是我，就把他暂时留在自己身边，让他放心……总之，我告诉你了，你看着办吧。”
　　沃林检查了一遍，看门是否关好了，他想：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的麻烦事现在真多。
　　电话铃响了，沃林拿起了话筒。
　　“您好，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听到了熟悉的列别杰夫的声音。
　　古罗夫奉行的一条主要戒律是：不要认为对手比你笨。当他得出了结论：顾问大概也在被暗中利用，真实情况他并不了解，公司到底为什么需要古罗夫他也不知道，他立刻想到，并非他一个人这么聪明。“沃林也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应该让他对我的诚意如果不是完全相信，至少也应产生些希望。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沃林收留列别杰夫，允许列别杰夫住到他家去。”
　　在“高层会谈”结束后，古罗夫边驾车边回忆这次谈话，结果还满意，似乎一切顺利。如果顾问曾经想破坏自己老板的计划，那么他现在应暂时不采取积极行动，等等看再说。
　　现在该决定如何对待老板了。他很可能就是总局局长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把一切推测都写到纸上，能相信的只有奥尔洛夫，可能还有图利林。而仅在相信一个民警的能力和直觉的基础上就审查一个人民代表，那谁也不敢。
　　当然，可以给列别杰夫施加压力，得到他的正式口供。然而这只是记录在纸上的空话，今天这么说，明天就可以那么说，谁做的审讯记录并使用它，谁就要倒霉。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公司在集中现金，其目的只能是兑换外汇。谁要咱们的卢布，这只有老板知道。如果是炒外汇，就该克格勃管。我连自己机关的人都说服不了，再要说服别人简直是笑话。那么老板暂时先放一放，搞那些办得到的，现实的问题，我唯一的王牌是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应该巧妙地利用他，还应告诉奥尔洛夫，让他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触动银行家。现在必须去找丹尼斯·谢尔加切夫。要召集几个经过考验的老运动员，成立我自己的掩护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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