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别杰夫请求允许他来拜访沃林，沃林婉言拒绝，约他在餐馆里见面。两天前顾问已决定解雇谢尔加切夫，收回汽车，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就让冠军开着车兜风吧，录音机也继续录，丹尼斯已百倍地赚回了自己的消费，还是让他再干一段时间吧。
　　文质彬彬、外表无忧无虑的沃林来到大街上。在长期隐居生活之后他决定稍稍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来去匆匆的芸芸众生。他已经走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左顾右盼地寻找出租汽车和私人车，就感到肩头被人轻轻碰了一下，回头一看，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走在自己身边的是阿凡提。
　　顾问不相信特异功能，现在却突然悟出：存在着生物场。杀手放射着如此强大的能量波，使他不由自主地想伸出手掌，如果不是自卫，至少是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日安！”沃林说得声音过大，而且使用了一个他从不使用的词。由于慌乱，还提了个十足白痴的问题：“你在莫斯科呀？”
　　阿凡提本可以狠狠地嘲笑一番，但只耸了耸肩，正了正边框厚重昂贵的眼镜。杀手穿着时髦的风衣，雪白的衬衫上系着领带。谁都能准确地猜出，他刚去过理发馆，而且还不是一般人常去的那种。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漂亮的分头，修剪了络腮胡子，唇髭只剩下窄窄的一条。沃林想起赫然贴在《通缉》上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西林的照片，嘿嘿笑了一声，说：
　　“真棒，活像个拥有百万美元的富翁。”
　　“我就值那么多，”阿凡提抓住沃林的胳臂肘，把他带到自动电话跟前，“给老板打个电话，我有话对他说。”
　　“不行。”沃林答道，并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自信而坚决。
　　阿凡提并不威胁他，只是掏出手帕，开始仔细擦拭眼镜，又点了点头，冷冷地说：
　　“打吧，打吧。不要胡闹。”
　　沃林知道，阿凡提马上就能把他塞进电话亭里，把他宰掉。他走进电话亭，一边拨号一边祈求上帝让老板不在。但这祈祷毫无意义，上帝洞察一切。老板答道：
　　“请讲。”
　　“您好，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
　　“简单点儿，我在开会。”
　　阿凡提夺过话筒，挥手让顾问滚蛋，强大的顾问便乖乖地出去了。
　　“喂？”老板不快地哼了一声。
　　“注意听好，”杀手说，“我是阿凡提。今天咱们见面商量一个问题。”他一字一顿，说得平静有力。“你考虑考虑，一小时之后我再打电话，你指定时间和地点。”他又重复一遍，“一小时之后，你指定时间和地点。”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老板正在啃小羊腿，大家知道，对待就餐他是很认真的。阿凡提知道这点，所以只顾自己谈，并不立刻等着答复。
　　假如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不懂得，何时可以并需要耍脾气，何时要默默地忍耐，那他就永远当不上局长，当不上代表，也当不上老板，但他现在同意会面不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而是心甘情愿，因为他马上意识到，阿凡提正是他，老板，所需要的那个人。“咱们就这样奖赏顾问的软弱，再把业务会见和美餐结合起来，”老板这样决定，现在正赞同地点着头。老板从容不迫地点头基本上什么也不表示，他边听边吃的时候总带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对什么都同意。
　　他们吃饭的这家烤羊肉馆是最低档的，即使最不讲究的顾客也不愿意来这儿，所以大多数餐桌都闲着。在一个角落里一伙人边吃边聊，还凑钱准备下一次聚会，有个外来出差人员在耐着性子喝臭烘烘的羊肉汤。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发现烤羊肉馆的混乱状况：这里的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而且知道给什么人使用哪种肉和如何上菜，正是这些貌似容易却远非谁都能掌握的知识，决定着一个人在我国社会上的沉浮穷达。
　　跟老板不同，阿凡提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从来不吃不喝。
　　“我看见了来莫斯科送钱的那些年轻人。一些臭狗屎，一群用胶合板做的废物，看外表光闪闪的，一落到强者手里，指甲一抠就掉渣儿。圣人面前不夸口，你自己知道，一有风吹草动，这种人只能当垫背的用。你的会计吓丢了魂，没几天好活了。那个年轻的聪明，但你不相信他，让他离要害远远的，这做得很对。你需要阿凡提，像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我有精品标志。如果我失了手，无论是侦查员，还是在法庭上，都不会跟我讨价还价。不做交易就不会出卖你，所以你是安全的。你可以，也应该用阿凡提，让我在最后关头把所有通向你的线头全部掐断。让一个警察或检察官都查不到你头上来。我要价实在，外汇也行，白粉也行，你也不必还价，你是个聪明人，不过酬金要预付。”
　　“好，”老板把装着一座小山似的啃过的骨头的盘子推开，喝了一杯葡萄酒，捋了捋胡子，又重复了一遍，“好。”
　　不知道是说他吃得好，还是他同意杀手的话。不过他知道，同谁可以开玩笑，说模棱两可的话，同谁必须说个一清二楚。所以老板脸上那种酒足饭饱后的漠然不见了。他看了阿凡提一眼，说：
　　“我需要你，我付酬金。你住得怎么样？还可以等多长时间？”
　　“我的房子很好，四壁坚固，住着放心。”过了一会儿，阿凡提又进一步说，“可以住两个星期。”
　　“用不了那么久。我怎么找你？”
　　阿凡提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博士的名片。他是个教授，一个老实人。
　　“他是个好人，我本不想去他家，但生活所迫，只得去。他是个猎人，我常和他围着一堆篝火坐。你往他家打电话，假如他问起你来，就说你也是猎人。”
　　古罗夫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厅里，读埃德加·坡的短篇小说《被窃的信件》。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作家能进入世界名家之列。也许是翻译的原故，用原文读起来是另一个样子？沃林为什么读这本书，其中有某种特殊意义，抑或是他想放松一下，翻翻这本书当休息？
　　读完小说，还了书，古罗夫走出图书馆，坐上汽车驶向体育馆。古罗夫懂得埃德加·坡的意思，他回忆沃林住宅内的布置，力图想象出如何在具体环境中体现这个意思。自然，他首先想到了挂在书房墙上的那枝老枪。据他分析，这东西属于十七或十八世纪。应当检查一下，古罗夫把车停放在体育中心旁边时这样决定。
　　训练厅里没有活动，丹尼斯和他的五位朋友，其中有普罗霍尔和基里尔，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听古罗夫介绍情况。他说得很慢，不时做长长的停顿，力求详细而通俗地向没有刑侦经验的人们把情况讲明白。
　　“我知道，在你们当中不习惯花言巧语，危言耸听，谈论如何如何危险。我的请求属私人性质。现在我不是警官，不是莫斯科刑侦局的代表，我只是一个陷入复杂处境的人。谁愿意帮助我，谢谢；谁想拒绝，我也没有任何意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携带武器，”古罗夫继续说，“我指的是手枪，刀。这不是你们的武器，但铁棒，哑铃……”
　　“我们也用不着，能对付得了。”普罗霍尔插话说。看样子，他在自己伙伴中是个头儿。
　　“我相信，但我应该事先说清楚，”古罗夫说，“希望最好不要伤人，使人致残。”
　　“不过，首长，这就看情况了。”一个剃光头的老运动员说。他身体的高、宽、厚几乎相等。古罗夫在心里把他称作“立方体”。“我不懂你们的条条框框，但我确切知道，如果要动手，就一下子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看见他手持武器，可以来个一下子。”
　　“要是他兜里有枪，还要等他掏出来吗？”
　　“去你妈的，先让我说完，然后再提你的这些傻问题。”古罗夫火了。“我有言在先，我在把你们拖进一桩后果难料的复杂事件。如果你们在冲突中不够慎重，就有可能把自己或我送进铁窗之中。我给你们再说一遍，我是以个人身份，如果出点什么事，如果砸了锅……”
　　“拉倒吧，列夫·伊万诺维奇，任何瞎扯总得有个终点。”普罗霍尔说，“别再给我们讲规则了。你告诉我们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就解散吧。我家的狗还没遛呢。”
　　“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现在我也不知道。”古罗夫回答说。
　　奥尔洛夫上校回家来洗了个淋浴，刮了脸，换了内衣。最近三昼夜他只在值班室，或坐在写字台后面趴在胳膊上陆陆续续地睡过几小觉。
　　发现了并监视着二十七伙来到首都的行动队员。只能在同一时刻逮捕他们，因为这些散布在偌大城市里的青年人中间有电话联系。没有窃听他们的电话，要想这样做，只有写上成吨的文件后才能得到特许。谁也不确切知道这些行动队员在等待什么，只有古罗夫在片言只语的情报中做出的一些推测。
　　专业刑侦少得可怕，奥尔洛夫上校又不能使用从特种部队中拨给他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只适用于直接的逮捕行动。
　　奥尔洛夫从洗澡间出来，干净的衬衣，熨好的西服，闪亮的皮鞋已在等待自己的主人了。餐桌上一盘汤冒着热气。他吻了吻妻子的头顶，开始喝汤。
　　他喝完汤又刷了一次牙，穿好衣服，向妻子眨了眨眼，道了谢，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就下楼，坐进了汽车。
　　上校想：“这个廖瓦，真是个冒险家。如果从这一事件中你能活着脱身，还有肩章和党证，我就去见将军，让他们把这个英雄从我身边弄走好了，升、降、靠边都行，只要我还能看见廖瓦·古罗夫手端茶碗或啤酒杯就行。否则，我就住进医院，全苏医学科学院都只得给我开退休证明书。”
　　“不管怎么说，你应该保证给我两小时。”古罗夫对谢尔加切夫说，同时拍了一下沃尔沃闪光的车身。
　　“要是主人想早点回来呢？”丹尼斯问。
　　“马达熄火了。”
　　“这不可能，”丹尼斯苦笑了一下，“这马达不会熄火。除非用大锤砸，或者往大楼上撞。”
　　“安排个小事故，找个借口停车。钻到车轮子下面去修。”
　　“这他会猜出来，换坐另一辆车。”
　　“那就打电话抢先通知一声。”
　　“好吧，希望不至于这样。”谢尔加切夫开车接沃林去了。沃林要他去，还让他加满油。
　　古罗夫依然相信，射杀波塔波夫将军的手枪和照片顾问就保存在自己的住宅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东西拿到手，现在这种可能性出现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古罗夫实施了一套连环计，其结果是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在顾问家已经住了一天多了：要搜查住宅，必须先进去才行。
　　古罗夫用暗号按响门铃，但列别杰夫还是在门后轻轻地问了声：
　　“谁？”
　　“尤里·彼得罗维奇，自己人。”古罗夫答道。
　　他事先为列别杰夫编好了解释自己来访的故事。不过这故事也不完全是谎言，它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尤里·彼得罗维奇，咱们有两个小时，”古罗夫坐在主人的书房里说，“咱们必须详细讨论一下您从刑事犯罪活动中脱身的计划，要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您陷得太深了。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咱们用一小时讨论它。现在请您去厨房，不叫您，您不要来。我必须熟悉一下某些文件。”
　　侦探拍了一下写字台，就往厨房里送列别杰夫。
　　“尤里·彼得罗维奇，您童年时不喜欢偷看吧？不？我建议，在您现在这把年纪也不要学，没什么意思，说定啦？”
　　“您的行为基本上像一个并不高明的强盗。”列别杰夫嘟嘟哝哝地说。
　　“那么我走？”古罗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吧，好吧，连说一句话都不行了。”列别杰夫沉重地叹了口气。
　　“那就让您的大脑研究研究，解决下一个问题吧，”古罗夫说，“我是侦探，不是神甫，我不习惯无私地帮助他人。您想一想，为了您的生命和自由，您用什么来报答我。我可是既保护您防备您自己的朋友，又防备我的上级呀。”
　　古罗夫这样讲，委婉点说，并不使他感到满足。他简直不得不用这个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同他交谈，陈述这个人习惯接受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上只存在基于个人私利的买卖和交换，别的动机，更不用说利他主义了，都是多余的，所以人总想得到超过自己应得到的额外的东西。
　　“我给您的还少吗？”列别杰夫病态地皱起了眉头。“我成了告密者，而且还为您去讨价还价。”
　　“不少了，”古罗夫答道，“比我期待的还要多，主要是您供出了老板，即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
　　“我？罗戈沃伊？”尤里·彼得罗维奇抓住胸口向后退了几步，“没有的事……没有，列夫·伊万诺维奇，苍天在上，别作孽了吧！”
　　正是由于尤里·彼得罗维奇·列别杰夫的罪过，安塔泽少校遭到了毁灭，迈娅服毒自杀，虽然他们是罪犯，但也是人呀！阿尔乔缅科和克鲁日涅夫也被杀害了。这些遭遇和死亡似乎早已成为往事，现在古罗夫面前站着一个面色惨白、颤栗不止的人，一个原本“为幸福而生，就像飞鸟为飞翔而生一样”的人。有义务捍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古罗夫中校从心理上击溃了他，压碎了他的人格。
　　“可能我错了，”古罗夫冷漠地说，“是我梦见了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实质不在这里。我要救您，而您要把所有的人都交给我，说出您知道的和猜到的一切。暂时您先去煮咖啡，准备您的自白，我则要看看咱们主人的文件。”
　　侦探出去了，只剩下尤里·彼得罗维奇单独面对自己的忧思。他，一个金融巨子，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的主宰，被他亲自挑选的、最忠诚的人们所簇拥，如今只剩下孑然一身，还陷入了老板和顾问的控制之中，如何落到了这步田地呢？现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民警也死死地抓住了他。“我出卖了自己人，出卖了沃洛佳·阿尔乔缅科和廖尼亚·克鲁日涅夫。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我面临的问题很单纯：不是他们，就是我。”列别杰夫想，“但我没有，也不能说出罗戈沃伊这个姓。可侦探什么都知道了，现在怎么办？我掌握在他手中。不过，检察官也比阿凡提或某个穿皮衣服、总是嚼个不停、瞪着一双鱼眼睛的青年人强。”
　　古罗夫回来的时候，列别杰夫煮好的咖啡早就凉了。尤里·彼得罗维奇看了他一眼，知道侦探受到了挫折，没找到要找的东西。虽然古罗夫的举止还跟往常一样，目光坦然而略带讥讽，但这骗不过老狐狸。侦探走进来，想开个玩笑，但忍住了。他端起咖啡杯喝了几口，没嫌咖啡凉和没加糖，眼睛长时间望着窗外，虽然在那儿他什么也不能看到。古罗夫扑空了，这很明显。也许这对尤里·彼得罗维奇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鲁斯兰可能快回来了。”他犹犹豫豫地说。
　　“不能，”古罗夫掏出记事本，写了几个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把纸条交给列别杰夫，“您蹲在这里等我的命令。如果沃林把您从这儿赶出去，打电话告诉一声，会有人把您拣起来。”
　　“我又不是皮箱！”列别杰夫气愤地说。
　　古罗夫对这句话未作反应，继续平静而淡漠地说：
　　“毒品的事您当然一无所知。您要把收到的现金交给谁？什么时候？还有，一共给您运来了多少卢布？”
　　“我没点数，反正要超过一亿卢布，”列别杰夫回答说，“这些卢布也许已经运走了，也许在最近一昼夜之内运走。”
　　“送卢布来的打手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走？”古罗夫问。
　　“希望收到外汇。”
　　“您怎么煮成了这样的破玩意儿？”古罗夫推开了咖啡杯。“好吧，我答应了，现在来解决您的问题吧。”
　　古罗夫讲了很久，不时还重复一下，列别杰夫终于忍不住打断他说：
　　“我又不是低能儿，早就明白了。”
　　“这是现在，您安全的时候。一旦遇到危险，您的脑袋里就一个好主意也没有了。”古罗夫反驳说，“忍耐着听吧，以后就该感谢我了。”
　　尤里·彼得罗维奇就忍耐着听，力争记住所有古罗夫的方案：如果发生什么事应该做什么，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能做什么。
　　“您的命运在您手中。”古罗夫把自己用过的杯子洗干净，擦了餐桌，又认真看了看地板。
　　“您来过的事我怎么对鲁斯兰说？”列别杰夫问。
　　“这儿谁也没来过。”
　　“您怎么啦，中校？”列别杰夫生气地用手指指地板，“门房呢，他会报告……”
　　“未必吧，”古罗夫打断了他的话。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盯着列别杰夫的眼睛说，“祝您今生今世再也别见到我了，多年来您生活得很糟，争取在最后的岁月里起码生活得体面点儿吧。您呀！”他把手一挥，走了。
　　同古罗夫中校分手以后，尤里·彼得罗维奇坐在特维尔街心花园的长椅子上清理自己的思绪。此时他已在刑警的监视之下了。
　　天气不适宜做长时间的自我审视，银行家很快站起来，在高尔基大街上走了一会儿，朝前后左右看了看，便叫了一辆私人车，向奥尔登卡驶去。
　　他用来办银行私人分行的住宅在一座新建大楼的四层楼上。身穿皮衣的好汉们把自己主子的钱都送到了这里。应该说，奥尔登卡大街并不适合做秘密交易。这里人不很多，它的商店也不能吸引外省人，所以刑警们很快就查清了谁是什么人。
　　这些好汉们狂妄得近乎低能，他们把汽车直接开到了楼门口。只有几个人隔着一个街区停车，然后拎着沉重的皮包、提箱，左手捯右手地步行进楼。仅有两个人最机灵，从穿堂院里走了过来。
　　三四十分钟以后，信使们晃动着空空的包装物出现在大街上，让人们一目了然，他们把货物留在了大楼内，然后才在可靠的“监护”之下乘车离去。
　　货币的湍流终于干涸，行动队员们分散到了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出差人员在首都很难找到栖身之地，但一个业务员解决这类问题却十分容易。他们的落脚之地被严密包围，列别杰夫的“银行”周围也部署了警卫。大家知道，任何银行都有人持枪守护。
　　奥尔洛夫上校兴致勃勃地等着：看这批可观的货物如何运出大楼，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将被运往哪里。
　　这个问题解决得同样不可思议。一辆拉弗牌小型运货车在光天化日之下驶近楼门口，三条年轻壮汉抬下来一个空集装箱。不大一会儿，他们又吃力地把它弄上汽车，拉走了。集装箱被送到货站，作为给遭受地震灾害的亚美尼亚儿童的课本，办理了托运手续。
　　奥尔洛夫从第一天起就疑虑重重，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有点不大对劲儿，他这个老侦探在放空炮，他再三逐个检查每个环节，没发现任何虚假的东西。
　　送货的小伙子们都货真价实。其中四个正被通缉。去拜访这些客人的姑娘们的眼睛都训练有素，她们证实：这些年轻人都很“厉害”，显然很有钱，两个姑娘还看到了他们的枪。接货的是列别杰夫，货物的真实性也不必怀疑。大楼没有后门，住宅的窗户都对着大街，使用楼门口的只有楼内的住户：三个新婚家庭，两个租房住的大学生，其余的基本成员是退休职工。他们没有携带皮包、大书包或提箱出门过。货物（奥尔洛夫回避使用“货币”一词）送进了大楼，拉走的只有集装箱，可见，货不是在集装箱里，就是在大楼里。
　　上校向将军作了汇报，取得检察长的“恩准”之后，请来了见证人和会计员，当众打开了集装箱，发现里面都是斯大林和列宁的全集，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
　　搜查列别杰夫占用的住宅也毫无结果。货币，现在已经清楚，消失了。
　　“我一定要侦破这个案子，”奥尔洛夫下了决心，“现在钱已不是主要的了。”当古罗夫再次同他联系时，他命令道：
　　“你听好。一小时之后我把车开到‘重播’影院附近，你坐到我车里来。继续延误有可能要我的命。”
　　任何命令此刻都不能迫使古罗夫做他认为不该做的事。但当他听到他的上司和朋友遇到了危险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明白。”
　　古罗夫在赫尔岑大街上走到伏尔加跟前，随它拐进一条死胡同，站住了。古罗夫坐上后排座，严严地拉上窗帘。奥尔洛夫在座位上转过身来，看了看侦探，说：
　　“咱们在这些日子里都没变年轻啊。”
　　“这世界上任何人也办不到。”古罗夫也用这种口气说。
　　“秉性难改，我不能再等了，今天就下达逮捕令。”
　　“这不行。我把着脉，外汇还没到，逮捕还早。”
　　“你不要问是怎么搞的，反正我们放跑了公司集中起来的现款。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集装箱，但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破书。”
　　虽然古罗夫没出声，但上校提高了嗓门说：
　　“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今天我的刑警一半是废物和笨蛋，可别的又没有……”
　　“但执行这样的任务总能挑选些……”
　　“守候钱吗？什么地段更重要呢？谁来监视那些亡命徒？两天后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代表们明天就开始报到。卢布、外汇、毒品，即使是火烧眉毛，我们也应先抓匪徒。”
　　“是应该，”古罗夫同意，“可是头子又要溜掉。”
　　奥尔洛夫叹着气说：
　　“唉，廖瓦……”
　　古罗夫模仿处长的作派，把手一挥说：
　　“算啦！不要往心里去，总能设法对付过去。什么时候抓？”
　　“早晨五点。我们准备了所有门的钥匙，悄悄地进去。”
　　奥尔洛夫微微一笑又说：“咱们互相配合。唉，我还忘了。我把你的手枪带来了。”
　　“我有，”古罗夫说，“甚至更好……”
　　“是抓瓦赫鲁申时得的吗？”奥尔洛夫突然笑了，“‘马格奴姆’无声手枪？我猜那时你就昧下了一支手枪，”他试图给自己的声音增加点正式的意味儿，“中校同志，现在可不同过去了，今天这样的事能使你……”
　　“彼得，”古罗夫不让处长说下去，“就让这样的事过去吧。就让我只承担这藏匿罪犯手枪的责任好了。”
　　“百姓打算，上司决策，”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罗戈沃伊说着，把一个信封隔着桌子递给坐在对面的沃林。
　　顾问从信封里取出来一本护照和一张机票。
　　“什么时候？去哪儿？”沃林有些慌张。他看了一眼护照，看见了老板的照片，“我什么也不明白。”
　　“拿来吧！”老板探过身来，收回了自己的证件。“我今天飞往柏林，一定得去。我什么也无法改变。”
　　“开始了，”沃林想明白了，“预谋好了的出差。他一走了之，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对付刑侦局和检察院，更重要是对付公司的那些普通土匪。他们不会像一般人那么想，不愿意等，只会无情地砍杀，射击。”
　　“我只好完全托付给你了。”老板气呼呼地嘟哝，揪自己的胡子。“不加监督地完全交给某个人，这个我真难以忍受。货在我手里，只好把它交给你了。”
　　罗戈沃伊用拳头撑着蒙着绿呢子的桌子站起来，阴沉沉的大块头居高临下，一动不动，仿佛化成了一尊雕像。
　　“小心点，鲁斯兰奇克，不要胡思乱想！”他坐回到沙发椅上，差点把它压碎了。他又含糊不清、连呼哧带喘气地嘟哝起来：“这些新部长们真见鬼。他们年轻，机灵，不知道今天干的是什么，更不能想象明天要干什么了。”
　　“您可以信赖我，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沃林小声说，“我的无可挑剔的忠诚已经得到了证明。”
　　“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一辈子都装成正派的样子吗？”老板问。不等回答他又继续说：“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欺骗一次，从而登上宝座。我劝你不要这样。你知道现在阿凡提在哪儿吗？”
　　“在罗斯托夫闲逛。”
　　“阿凡提在这儿。”罗戈沃伊拍了一下自己的衣兜。“我之所以相信你，也有他的份儿。鲁斯兰奇克，这你都正确领会了吧？”
　　“不要威胁我，老板。”沃林明白，没有他不行，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我既不怕你，也不怕阿凡提。我不撒谎，不坑骗，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有原则，这很好。”老板友好地表示赞赏。“那么用毒品换外汇由你来搞，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给债主们分多少？”
　　“什么？”老板如此惊讶地望着自己的顾问，以至对方不好意思起来。“你心爱的古罗夫会给这群畜牲们的，谁都有一份儿。”
　　“您和古罗夫联系上啦？”
　　“你是真病了，”老板作了诊断，“干吗还教猫逮老鼠呀，它不就是会干这个吗？”
　　“那么，您找他就是为了这个？”沃林握紧拳头，按住胸口。
　　“他还能干什么呀？”
　　“而汽车，运白粉过布列斯特呢？您亲自说服我……”
　　“真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①，”老板得意地冷笑了一声，“他的体系也许还有别的内容，但我个人知道，一个人应当有所信仰。你让那个民警搞得焦头烂额，相信这是最主要的。对你这种洁身自好的人我当然不能说，我要把一大批现金抓到手，再把这些后生统统交给当局。说老实话，你肯这么干吗？”
　　
　　①苏联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年）所创立的舞台艺术理论、方法和表演技巧。
　　“永远不肯。”
　　“因为你蒙在鼓里，所以才没让狗子注意到其他人。至于侦探另有企图，抓个把人，这与你无关。”
　　“个把人，”顾问喃喃地说，“他们是咱们客户的近卫军呀。我还来得及……”
　　他沉默了，因为知道，如果老板说的是实话，古罗夫正在捕捉这些使者，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除非跟他们同归于尽，但阵亡者公墓只适宜于无名小卒。
　　“这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像最次的……”
　　“这就是说，”老板看了看表，“我要聘请一位优秀侦探，你为我找到了他。那就放心吧，谁都认为自己最聪明。你的中校此时正在大伤脑筋，而且还确信他在独自做什么决定。好吧，让上帝去评判他吧。现在你听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怎样把毒品换成外汇。”
　　沃林边听边记，同时还思考着，如何在决定性关头让古罗夫不能发挥作用，“在我鼓捣毒品的时候，如果这个侦探不被绝对隔离起来，我就得发疯。”
　　事件会发生如此转折，出乎他的意料。老板竟这般卑鄙无耻、诡计多端又小心谨慎。不过鲁斯兰·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清楚地知道：低估古罗夫，认为他在被牵着鼻子走，也是极其危险的。可能老板瞒过了中校，像他瞒过了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很可能侦探根本就没让他牵着走，而是在运筹帷幄。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必须绝对保险。
　　奥尔洛夫上校报告说，他要用三辆汽车，至少九十名刑警，三辆救护车，还希望在早晨九点以前把五位检察院的侦查员请到局里来，图利林听着听着，把一支铅笔折断了。
　　奥尔洛夫得到了人和设备，当然，不是他要求的全部数量。能满足全部要求的是更高一级的官员，用于比逮捕武装匪徒更重要的目的。
　　三月的莫斯科，凌晨四点，天黑是肯定的，至于干燥还是潮湿，就要看运气了。
　　这天早晨干燥甚至不冷，但奥尔洛夫上校仍感到寒气逼人。他站在刑侦局的大门前，默默地送同事们。这些人有的他很熟，有的只知道姓。假如真有上帝，上校会向他祈求：“给我权利，让我随便坐上一辆车也去吧。”然而祈求无门，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只得回到办事处，来到了将军的办公室。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朝茶炊和盘子上的夹肉面包点了点头，仍继续写着。
　　现在他的刑警们可能正在射击，搏斗，流血。将军还在写。上校斜倚在沙发椅里嚼橡皮似的面包，喝淡而无味的茶。
　　电话铃终于第一次响了。将军和上校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又如一个人和他在镜子中的影像一样，同时用手掌擦了擦眼睛。上校站起来，将军啪的一声按下开关，说：
　　“办事处，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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