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邦法官释放了亨利·蒂勃特和亚当·格里斯。
　　政府并没有据理力争，否认对他们的拘捕是非法的。格里斯和蒂勃特的辩护班子钻了法律上的每一个漏洞。
　　美国人气坏了。他们纷纷谴责肯尼迪政府，诅咒法律机构，老百姓跑到街上大声疾呼处死格里斯和蒂勃特，有些人还自发地组织了民间治安团体和搜寻小组，力图实现人们的正义要求。
　　格里斯和莱勃特逃到了南美洲，在一个由他们有钱的父母资助的教堂里躲藏起来。
　　距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各种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虽然胜利在望，却仍然难以把他挑选的众多国会议员候选人选进国会。
　　而且麻烦日益增多：尤金·戴西和那个女演员之间的丑闻被抖了出来；这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指控，说克里斯蒂·科利故意让那颗原子弹爆炸；还有一些谣传说坎农和科利私自挪用白宫军事顾问办公室的资金来养活庞大的秘密勤务局。
　　也许弗兰西斯·肯尼迪自己走得太远了，美国这个国家对他的社会改良并不感冒，也并不准备摈弃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钱。几乎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彩票奖券，奖金往往高达几百万元，买奖券的人比选举投票的人还要多。
　　在位的本届众议员、参议员们的能量也着实不可小觑，他们手下众多的工作人员当然有政府支付薪水，这不必说；而且他们手中拥有工商界捐助的巨大的资金，这些钱足够在电视上推出大量精心设计的竞选广告。另外作为立法机构官员，他们可以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特别政治节目中及报纸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劳伦斯·塞拉丁现在活象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到处散布流毒的活跃分子，主持着这场反击肯尼迪的全盘战役。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实际上成了苏格拉底俱乐部的领头人物。‘肯尼迪总统仔细审阅着底下人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预测他亲自挑选的一些国会议员候选人可能会落选。想到他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无能为力的跋足总统，他不禁深恶痛绝，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仅如此，他简直恼羞成怒，心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恶毒的仇恨。这种失常的情绪使他感到惭愧，他集中精力开始考虑克里斯蒂·科利在报告中拟定的机密行动计划。
　　总统注意到克里斯蒂在接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了他。只好这样。报告中关于选举的预测分析已够人吃惊，而科利针对这个情况所拟定的解决措施则更了不得。
　　必须牺牲牵扯到的一些道德准则，肯尼迪想，并立即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代价。他在报告书上草草签了名，以示同意。
　　九月三号，克里斯蒂·科利不宣而入，闯进了副总统的办公室。
　　他格外警惕，预先向秘密勤务局负责保卫海伦·杜里波的特工分队下达了特别指示，然后他才径直走到杜波里的秘书跟前，说他有事要求见副总统。
　　副总统看到他，大吃一惊，在事先没有经过她的允许，或至少提前给她打个招呼的情况下，他不期而至，怎么说也是不合乎礼节的。有一会儿，他心里直前咕是不是会触怒了她，但杜波里是个聪明人，并没有显露出很大的不快，她马上意识到，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克里斯蒂·科利这样的人是不会违犯有关礼节的规范的。实际上，她下意识的反应是忧虑，在几个月过后，现在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呢？
　　科利立即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我们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出了点问题，牵扯到总统。我们封锁了你的办公室，这是其中一个应急措施，你最好不要接任何电话，交给你的｝下人处理，我本人要和你在一起呆一整天。”
　　杜波里应该明白了，这就是说，只要科利在这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没有权力指挥控制这个国家。“如果总统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怎么要陪着我呆在这儿？”她说，但不等科利回答，又接着说，“我必须亲自和总统校对一下。”
　　“他正在纽约出席一个政治性午宴。”科利说。
　　“这个我知道。”她说。
　　科利看看他的表说：“总统大约过一个半小时会给你打电话。”
　　电话来了，科利盯着海伦·杜里波的脸，看起来她并未觉得过分惊讶，只问了两三个问题。好极了，她会平息下来的，他不必担心她。但接下来她的一个举动却使他由衷钦佩，他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做——众所周知，美国的副总统一般都比较谨小慎微——她问肯尼迪她是否可以和尤金·戴西说几句话，作为总统办公室主任，戴西当然一定和总统在一起。
　　戴西接起电话，她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他们下周的工作日程，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她不过是想证实一下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是不是肯尼迪，尽管她能听出他的声音。她刚才问的几个问题，只有戴西本人才能答上来，看来没有假。
　　她肯定觉得其中有诈，科利想。她冷冰冰地说：“总统告诉我让你用我的办公室做指挥中心，而且我得听你的。我想这事实在太特殊了，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非常抱歉。”科利说，“请给我一杯咖啡，我向你详细汇报一下，在这件事上你知道的会和总统一样多。”这话是真的，但稍有偏差，她就不会有科利知道得那么多。
　　海伦·杜里波目光专注地看着他，科利知道，她信不过他。女人不懂权力，不懂得适当使用暴力可带来出奇制胜的效果。他竭尽全力让她确信他是真诚的。他几乎说了有一个小时，才差不多说服了她。她是个才貌双绝的女人，科利想，真是太遗憾，她永远做不成美国总统。
　　这一天，风和日丽，在纽约谢尔顿饭店的会议中心，肯尼迪总统在一个大型午宴上要即席讲话，随后沿着第五大道乘车巡游，接着在临江原子弹爆炸的废墟地带，他还要演说。
　　这件事早在三个月之前就计划好了，而且还公布于众。这种情况最令克里斯蒂·科利感到头疼，总统太暴露了，谁知道会有多少潜藏危险分子，而且在科利看来，荷枪实弹的纽约警察也是种危险，他们完全被这个大都市里泛滥的犯罪活动给腐蚀烂透了。
　　科利亲自精心布置了周密宏大的预防措施，只有秘密勤务局中他的特别行动部门的人才知悉为了保卫总统偶然在公众场合出席所动用的人力和其他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
　　先遣队提前抵达总统预定巡访的地段，在整个地区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和搜索。启程的前两天，又有一千人被派来，要他们混杂在欢迎总统的人群之中，在总统车队经过的大街两侧及车队的前方围成一道马其诺防线。另有五百人被安插到沿途楼房屋顶上，不断扫视居高临下可俯视总统车队的各个大楼窗口的动静，这些人都配有重武器。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总统自己的贴身卫队，有一百来人。最后，还有一批扛着照像机、摄影机，装扮成记者的特工，电视采访车上也装有武器。
　　克里斯蒂·科利的手段远不止这些。在过去四年肯尼迪当政期间，曾有过五次谋杀他的行动，但哪一个刺客都没能靠近过他。
　　当然这些家伙是疯子，目投罗网，都被投进了最严厉的联邦监狱。
　　而且科利心中有数，即使这些家伙被释放，他也会找出种种理由把他们重新关起来。
　　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的威胁多了，邮件、电话，有密谋的、也有在街上大声嚷嚷的，虽说不可能把这些疯子全都关起来，但克里斯蒂·科利有办法让他们活得极不舒服，让他们忙于考虑自身的安全，再无暇顾及他们的那个崇高目标。这些人处在完全的监视之下，他们的邮件要受检查、电话被监听，这么说吧，即使他们在大街上吐口痰，也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在九月三号当肯尼迪出席在纽约谢尔顿饭店的会议中心举办的政治性集会的宴会时，都尤为精心地作了特殊的布置，几百名特工被安插混杂在听众之中，肯尼迪一人场，整个大楼即被封锁。
　　还是九月三号这天，安妮到第五大道去买东西。她来美国已三个星期，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她打了许多联络电话，而且最终见到那两个行刺小分队，他们是装作奥迪克的超级油轮上的工人抵达纽约的。行动分队的人都住进了预先他们准备好的公寓里，另有二支后勤分队早在这些公寓里藏进了大批武器，不过他们不参予主要的行动。
　　安妮不会知道，克里斯蒂·科利的联邦调查局监听了她打的所有电话，对她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她与各个分队在公共电话亭打的电话都被截住，内容汇报给了克里斯蒂·科利。
　　她没有向任何人袒露的是，她决定把这次使命搞成一个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牧行动。
　　而在她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四个小时就要结束的时候，她却还在大街上买东西，安妮自己也觉得这是多么奇怪啊。
　　索尔·特罗伊卡和伊丽莎白·斯通此时正在办公室内，试图用东凑西拼搜集来的各种信息，证明克里斯蒂·科利本可以阻止原子弹的爆炸。
　　伊丽莎白·斯通的住宅在市中心，开车只需几分钟就到，所以到午饭时刻，他们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床上偷欢。
　　只要躺在床上，一整天的压力都消失了。过了一个小时，伊丽莎白到洗澡间冲个淋浴，索尔赤身裸体走到客厅，打开电视，眼前屏幕上出现的画面使他大吃一惊，他看了足足有几分钟，然后跑进洗澡间，把伊丽莎白从水笼头下拉出来，她赤裸着身体，浑身湿漉漉的，被他着急忙慌的样子吓了一跳。
　　然而，看着看着电视，她竟开始哭泣。索尔把她揽在怀里，“看来，”他说，“我们的麻烦要过去了。”
　　弗兰西斯·肯尼迪总统九月三号在纽约所要做的竞选演说是他谋求连任的整个竞选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步，这是早就精心策划好的，目的是造成一种重大的全国性的心理效应。
　　首先，在第五十八大街上的谢尔顿会议中心举行的宴会上，总统要对纽约最具影响力的权贵的大亨们讲话，宴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筹措重建原子弹爆炸所毁坏的这一片繁华的市区，一位建筑师无偿地设计了一个纪念碑，废墟的其余部分将建成一个带有一个小湖泊的公园，整块土地由市政当局购买和征用。
　　午宴之后，肯尼迪等人驱车从一百二十五大街到第九和第五大道做了一番巡游，在原来时报广场的废墟外，象征性地放下一块大理石奠基石。
　　刘易斯·莫切是主要捐钱的阔佬之一，被奉为上宾，和肯尼迪坐在一席，他原本指望散席之后陪着肯尼迪上车，以便吸引新闻界的注意力。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工们挡住了他，他们在肯尼迪周围形成了一道人墙，护送着总统从后门出去。
　　此时，大街上人山人海，特工们在距总统座车至少一百英尺之间清出了一块地方，在这个范围之内组成一个坚固的方阵。在这以外，成批的警察挡住了拥挤不堪的人群，人群前排是众多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组。这时，一组总统的特工保镖从饭店里走出来，记者们蜂拥向前，急速把镜头对准了他们，但接着，足足等了有十五分钟，不见有任何动静。
　　总统终于从饭店里出来，在电视摄像机镜头的包围之下，疾步走向他的车。就在这一瞬间，整条街炸得天崩地裂，象一幕惊心动魂的血色芭蕾舞舞美造型。
　　突然有六个人冲破警察的警戒线，一阵狂扫滥射，奔向总统的装甲座车；几乎同时，另有六个人从对面的警戒线冲出来，用自动步枪，对准守在总统座车周围的五十名特工一阵横扫。
　　紧接着，八辆轿车冲进了这块空地，身穿防弹战斗服、象一个个大气球似的特工们笨拙地从车里钻出来，手里提着冲锋枪和轻机枪，从后面包围了袭击者。他们弹无虚发，不到半分钟，十二个突袭者丢盔卸甲，倒在了地上。总统座车急速启动，呼啸着开出了这个地方，特工的车队紧跟在后面。
　　这时，安妮毅然决然，手里拎着两个装满冻胶炸药的购物袋，一挺身挡住了总统座车，总统座车见状想要拐弯，但是晚了，她引爆了这两个硕大的炸弹，车一头撞在了她身上。
　　总统座车被炸起离地面至少有十尺高，又坠落在地燃起熊熊大火，车内的人炸成了肉泥。
　　而安妮，除了几片花花绿绿的购物袋的纸片之外，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机灵的电视摄像记者把眼前的一切都摄入了他的全景镜头中。当爆炸声响时，成百上千的人趴在了地上，而且一直匍匐在地，似乎在乞求上帝的宽恕和慈悲，地上血流成河，许多人死于突袭者的扫射和随后巨大的爆炸；更多的人被炸成了脑震荡，当一切平息下来时，懵懵懂懂地从地上站起来，不知所措。摄像机的镜头把这一切全拍了下来，呈现给惊骇万分的美国人。
　　在海伦·杜里波副总统的办公室，克里斯蒂·科利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嚷嚷道：
　　“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
　　海伦·杜里波盯着电视屏幕，尖刻地问科利：“那个装扮总统的可怜的杂种是谁？”
　　“我手下的一名特工。”克里斯蒂·科利说，“没想到他们会靠那么近。”
　　杜波里冷冰冰地看着科利，接着勃然大怒，科利从未见过她生这么大的气。“你为什么不干脆取消这次活动？”她怒喊道，“为什么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悲剧？市民想来看他们的总统，结果却无辜地死去；你还浪费你的特工的生命。我告诉你，我要就你的行为向总统和国会提出质疑。”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科利说，“你知道总统每天会遇到多少威胁？如果我们全听信他们的话，总统就成了关在白宫里的囚徒了。”
　　他说话的时候杜波里盯着他的脸。“那这次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替身？”她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措施，而事情如果确实是那么严重的话，你干嘛不干脆别让总统去那儿。”
　　“等你做了总统，你再问我这些问题。”科利粗鲁地说。
　　“佛兰西斯现在在哪儿？”
　　科利盯了她一会儿，似乎不愿作答，“他正在赶回华盛顿。我们不清楚这场阴谋到底有多严重，所以让他回到这里。他很安全。”
　　杜波里讥讽地说：“好，好，好极了。我知道他安全，我想你也告诉总统班子里的其他人了，他们知道他安全。但美国民众怎么办？他们什么时候会知道他安全。”
　　科利说：“这些事戴西自有安排。等总统回到白宫，他会立即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就是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副总统说，“为什么你不现在就通知新闻界，给人们一个安慰？”
　　“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当时的情形，”科利流利地对她说，“再说，让美国人为他担心也许没什么坏处。”
　　这一下，海伦·杜里波把一切都看清楚了，她明白科利完全可以在事情达到高潮之前把它处理掉。她不由得对这人感到彻底的蔑视，接着，想起一些对他的指控，说他本可以阻止原子弹的爆炸，但却没有那样做，她相信这些指控是对的。
　　但说来说去，她觉得十分绝望：她知道如果没有弗兰西斯·肯尼迪的默许，科利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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