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汉斯·弗兰克的抗辩代表着吉尔伯特上尉个人感情的某种投入。他不想要弗兰克或任何被告开脱免罪，而希望证人席上的人认罪悔过，自责忏悔。弗兰克值得赞赏的是，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和戈林的恐吓威胁对着干的被告。在他身上复活的天主教思想及其死后的许诺，似乎给了他面对死亡的勇气，如果说不是生的力量的话。但是这个人易受狂热倾向的摆布。在最近的一次访监中，他对吉尔伯特说：“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我对耶稣受难图发誓，我要说实话，把暴露我的罪率作为我在世上的最后举动，而不管后果如何。”可是。就在第二天霍斯作证休庭当中，吉尔伯特无意中听到弗兰克对罗森堡说；“他们尽力要把奥斯维辛一天杀害二千犹太人归罪于卡尔登勃鲁纳。在对汉堡几小时的轰炸中炸死三万人又怎样呢？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造成八万人丧生又怎样呢？正义安在？”吉尔伯特担心，弗兰克是个软骨头。
　　在开庭审理弗兰克的案子前两天，吉尔伯特发现牢房里那个家伙泪水都快掉下来了。他从报纸上读到一条雅各比大夫丧生奥斯维辛的消息。他意识到，这个被害人是他父亲在慕尼黑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极好的慈祥而正直的老人”。听取霍斯的案子后，他明白了，雅各比就是每天在奥斯维辛被消灭排的无名无姓的人群中的一个。“我没做任何事情加以阻止，”弗兰克叫道，“不，我没有亲手杀害他。但正是由于我所说的一切、罗森堡所说的一切，才使这种恐怖有可能发生。我决心赎罪。’哈尔伯特离开牢房时，不知道这个摇摆不定的人物在证人席作证时会向哪一方申诉。
　　4月18日上午，汉斯，弗兰克入庭宣誓。他的律师阿尔弗雷德·塞德尔个子小，喜欢小题大做，平淡无奇，让戈林取了个绰号，叫“米老鼠”。塞德尔问：“你曾参与灭绝犹太人吗？“其实，弗兰克完全可以绕开这个问题。他没有掌管过死亡营。他冒险从波兰返回德国，发表支持法制的演讲。他曾痛恨过希姆莱。奥斯维辛不在他控制下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他有着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开脱的天赋。“我的回答是，我参与了。”弗兰克声音有点发颤，他接着解释，“这是因为，在经历过这五个月的审判后，尤其是听了证人霍斯的作证之后，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责任统统推到小人物身上。我本人从未设置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但是多年来我们向犹太人开战，我们醉心于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咒骂。我本人的日记可为我作证。因此，我有义务用是的’来回答你的问题。”他稍事停顿，而后心平气和地说，“千年易逝而德国罪责难洗。”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听到这一回答，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等电梯的时候，弗兰克环视着本国同胞。支持他的有谁？又有谁在辱骂他呢？多年从事电台工作的汉斯·弗里奇从人群中向他挤来。弗里奇知情达理，是为揭露出来的残暴感到奇耻大辱的人之一。“根据你的日记，’佛里奇道，“你不仅仅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还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这么说，而不是藏匿在我们的千百万人民的心中，把它们搁置起来，那么你就会更为诚恳了。”他模仿弗兰克作证时的情绪，说：“千古罪孽呀！”弗里奇转身离去。弗兰克却感到了刺痛。本来，他已卸下心灵之累而感到心灵得到净化。但是弗里奇，一个他视为朋友的人，同他翻了脸。别人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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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法官很高兴避开纽伦堡，到巴洛克风格的布拉格去小住数日。他这是应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之邀前往的。他4月中旬动身，责成约翰·哈伦·阿门负责美方的盘问事宜。在布拉格，杰克逊出席了对“利迪泽的屠夫”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审判，此人与汉斯·弗兰克无关。这个弗兰克除了别的罪行外，还负责策划把这座捷克城市夷为平地，并对其男性居民斩尽杀绝，为遇刺的赖因哈特。海德里希报仇。审判很快就结束了，处死弗兰克的日期定在5月22日，离审判开始还不到五个星期。
　　捷克法官动作之迅速更加重了杰克逊对纽伦堡审判似乎没完没了这一状况的忧虑。他曾一度认为，到圣诞节前后案子就会了结。四个月过去了，部分由于劳伦斯给予被告方无限的回旋余地，结案依然遥遥无期。杰克逊担心，审判愈是拖延时日，判决就会愈来愈轻。甚至对纳粹分子的残酷行为的道义愤慨，也不可能无限期维持在恰如其分的水平上。
　　在布拉格，杰克逊受到捷克政府隆重的接待，在经受纽伦堡的压力和义愤后真有一种庆幸的感觉。最近，一个新的磨擦使他平添了一层不满，他遭到最高法院同僚们的诽谤。他的头号宿敌雨果·布莱克法官嘲笑国际军事法庭，称之为“严重的失败”，指责首席检察官，这使杰克逊感到意外。但是，他在华盛顿的代表查尔斯·霍斯基近来报告了更令人沮丧的消息。满头银发、心地善良而为人正直的首席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对亲朋密友说，鲍勃卷入了一场肮脏的交易。美国第一流的法学家认为，纽伦堡审判不过是“高级私刑”而已。这样，回到司法大反对杰克逊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4月19日，法庭进入复活节休庭，直到星期二，4月23日才复庭。到如今吉尔伯特上尉就像一匹给戴上眼罩的载重马，从而使自己除了在牢房和审判室外，几乎没有别的生涯了。休庭前那天，吉尔伯特与戈林就战争的实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然，人们不想打仗。’成林说，“当他能从战争中脱身的上策是不缺胳臂不少腿地回来时，乡下的农人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到战场上去冒险呢？平民大众不要战争，在俄国、英国、美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如此。决定政策的是国家领袖……人民总能遵从领袖的要求去做。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告诉他们说他们遭到了进攻，痛斥和平主义者没有爱国热情。这在任何国家也都是这样。”吉尔伯特感到纳闷，同以如此明晰的玩世不恭态度看待世事人情的人谈论道义问题，究竟有什么必要。
　　4月22日，首席大法官哈伦·斯通在美国最高法院宣读一项持异议的意见时，突然倒地而亡。杰克逊的朋友们立即通过越洋电话传来同一消息。如果他想继斯通之后出任首席大法官，就必须立即回到美国。杰克逊与他信任的人进行了商议，其中有艾尔丝、他的儿子比尔和另外几个人。鲍勃·杰克逊是个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他拼命地想获得首席大法官这一职位。这样，他就可以摆脱鸡零狗碎的杂事而胜利返回最高法院。可是，他怎能扔下纽伦堡的一大堆未了之事而回华盛顿游说一项工作呢？这样做很不体面。如果他会见记者，如果他去部队视察，“大理石厅”那一帮人已经谈论他正在为竞选总统而吹奏。上个月，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的两大竞选经理之一的詹姆斯·法利，便是莅临纽伦堡的许多要人之一。据纽伦堡圈内人的说法，法利此行显然是为白宫的出价而对杰克逊进行探底。
　　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披露出一项报道说，威廉·O·道格拉斯和雨果·布莱克两位大法官扬言说，如果杜鲁门总统提名杰克逊为首席大法官，他们就退出法庭。对这篇报导，两人谁都没有予以否认。杰克逊不能公开表示他想要这项乌纱帽，只能静居纽伦堡，等哈里·杜鲁门点头同意。
　　18
　　英格堡·卡尔诺基伯爵夫人经常觉得自己像个驯狮手，把天生不共戴天的死敌分开。在“证人之家”，她接纳了集中营的幸存者、前盖世太保特务、反对希特勒的抵抗阵线成员和元首的密友，如海因里希·霍夫曼。结果证明她最少恻隐之心的客人是大个子汉斯·贝恩德·吉泽菲乌斯。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半个瞎子，天生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家乡语言总那么尖酸刻薄。然而，卡尔诺基甚至向吉泽菲乌斯也施展她无穷的勉力。她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希望更看得起她的德国同胞。她十分厌恶德国人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相互诋毁，相互监视。甚至吉泽菲乌斯这样一个随时准备破坏其智能低下的属下的人，在任何一个美国少尉驻足“证人之家”时，也都屈膝后退。卡尔诺基总是诚实地供认，她也是这样做的。
　　不管她别的客人表现出多么的轻视鄙薄，吉泽菲乌斯以罕见的骑士气概对待卡尔诺基。他向她透露，他曾经是早期的盖世太保的一员，后来在一场权力游戏中被撵了出来，最后还是进了反情报部门（Abwehr）。他指出，现在美国人对他盛情款待，乃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窃取情报，并参加了“七·二O”事件的图谋。他被召到纽伦堡，将出庭为他以前的上司、曾一度出任纳粹内政部长的威廉·弗里克作证。卡尔诺基觉得奇怪，这位前盟军间谍、希特勒抵抗阵线成员，即将成为纳粹分子的证人。吉泽菲乌斯狡猾地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对弗里克有多大用处。
　　在被告席的人当中，威廉·弗里克是个隐蔽的人物。他唯一明显的特征，是他天天穿在身上那件不相称的格子花运动夹克衫。他的律师奥托·潘伦贝克尔想尽办法寻找任何可以帮助他的当事人的人。毫无疑问，弗里克帮不上自己的忙，他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迂腐过时的纳粹教条。因此，潘伦贝克尔无意将他置于证人席上。吉泽菲乌斯一直在冒险下赌。既然他在弗里克手下干过，他至少可以确认此人并不操有实权，因为权力都落入了更精明而冷酷无情的纳粹分子手中。
　　4月24日，吉泽菲乌斯出庭作证。潘伦贝克尔完成直接讯问后，向美国检察官屈服。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罗伯特·杰克逊，他厌倦了别人背后的嘀咕，说他已无心投入战斗。到杰克逊的盘问结束时，吉泽菲乌斯愉快地供认，赫尔曼·戈林曾命令一个下属谋杀格雷戈尔·斯特拉塞尔，纳粹党内希特勒的政敌；供认卡尔登勃鲁纳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比令人毛骨悚然的赖因哈特·海德里希还要危险；而且供认，人们使陆军元帅凯特尔对东部出现的死亡工厂有充分了解。在据说他要为之辩护的人中，吉泽菲乌斯说，“七·二o”事件密谋者肯定要使弗里克上纳粹党人要毁掉的黑名单，要是密谋者成功的话。到作证结束时，戈林站起来，咒骂说：潘伦贝克尔传吉泽菲乌斯出庭为被告作证是背信弃义，而且愚蠢透顶。帝国元帅给拖走，并被推进了电梯。
　　汉斯·吉泽菲乌斯沉重地认证人席上站了起来。他觉得痛快极了。
　　19
　　汉斯·弗兰克心里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眼下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撰写回忆录占据了他在十五号牢房的时光。所有的一切都始于1930年，那时纳粹党还在台下。希特勒当时的风华正茂的律师给召到了希特勒府上。希特勒异常激动，给他看一封信，并说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敲诈阴谋”。得知希特勒有个远房侄儿住在英国，弗兰克大吃一惊。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曾撰写道，如果在新闻界流传的谣言得不到证实，这会对阿道夫叔叔有所裨益的。流传的谣言说，阿道夫·希特勒有犹太人血统。希特勒把威廉的来信视为含蓄的披露恫吓。这次谈话中弗兰克双腿直哆嗦，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犹太人祖先给曝了光。使弗兰克意外的是，希特勒要他对他的家谱进行秘密调查。
　　现在，弗兰克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他所发现的一切。原来，希特勒的祖母玛丽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工作过，是在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里做厨娘。玛丽亚·安娜四十二岁那年未婚而育，生下一个儿子。在孩子受洗礼的档案上，未说明父亲是谁。她给儿子取名叫阿洛伊斯·布克尔格鲁贝，这个阿洛伊斯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生养了阿道夫·希特勒。
　　玛丽亚·安娜的东家有一个儿子，弗兰克写道：“弗兰肯伯格代表这个儿子，那年他十九岁，为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提供一笔生活补贴，从小孩出生一直到十四岁为止。”其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这个儿子可不是第一次让这个女仆怀孕。弗兰克在调查期间，找到了弗兰青伯格一家和玛丽亚·安娜之间的来往信件，“双方背弃这一默认，即席克尔格鲁贝的私生子是在使弗兰肯伯格一家对其负责赡养的环境下生下来的”。
　　小孩长到五岁那年，玛丽亚·安娜嫁给了一个名叫约翰·格雷戈尔·希德勒的磨坊工人。尽管如此，弗兰肯伯格一家继续支付生活补贴。这位新丈夫对于把他妻子的孩儿立为合法婚姻生下的儿子一事毫无兴趣。后来，年轻的阿洛伊斯自己把姓从席克尔格鲁贝改为希德勒；根据一份官方记录，牧师把希德勒错误拼成“希特勒”。
　　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希特勒报告时的恐惧心情。因为，如果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阿洛伊斯的父亲，那么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使弗兰克不胜惊愕的是，希特勒没让他的脑袋搬家。他啥也没有否认，包括弗兰肯伯格一家给他父亲的生活补贴。看来他对这一背景十分了解，似乎派遣弗兰克只不过是打听一下别人了解多少。至于说那位公认的犹太人祖父，希特勒自有说词。跟玛丽亚·安娜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是约翰·希德勒。她怀上小孩后，指控弗兰肯伯格家的公子，只是为了从东家那儿榨取钱。按照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付了钱而不对簿公堂，大概是因为犹太人不能面对可能导致法律解决的公开宣扬。当犹太人的后裔还是当敲诈勒索者的选择中，希特勒选择了当敲诈勒索者。”
　　律师出身的弗兰克推断出仅有的可能性：要么是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孩子的父亲，使希特勒成为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要么是约翰·希德勒留下的种，使希特勒成为百分之百的非犹太人；要么是马丽亚·安娜跟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谁是她孩儿的父亲。在记载的结尾处，弗兰克写道：“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弗兰克来说，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恶残酷的反犹思想。施特赖歇尔那份满纸胡富妄语的《冲锋队员》上，经常有犹太阔佬引诱德国天真少女的报导。无独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有一个“黑头发犹太青年”埋伏一边等待着玷污她。在纽伦堡种族法出炉的过程中，希特勒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一项特别条款：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时大三岁，不得在犹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兰克在《我的奋斗》里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写道，混血儿“从第三代开始……总是通过一种明确无误的信号显示出其混血性来。在任何危急关头，纯种人会作出正确决定，亦即明确的决定，而混血儿则将举棋不定，换言之，他们将采取折衷办法。”（我的奋斗》再谴责“折衷办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决定，无论对错，都是明确和当机立断的。任何人企图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实或中庸之道进行调和儿都是充耳不闻的。他证明自己没有身受第三代举棋不定之苦（而这往往暴露其为部分犹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过度补偿，过于矫枉过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坚决、肯定和反犹。
　　赫伯特·韦克斯勒、詹姆斯·罗、阿德里安·费希尔，还有罗伯特·斯图尔特，都在法庭充当法官的助手，帮助法官们确定每个被告的指控哪些得到了证实，哪些证明不能成立。已有几名被告的起诉和抗辩已经完成，这伙工作人员开始准备草拟判决书。鉴于他们处理的是罪恶滔天的罪行，首要问题是判定谁对最后解决方案负有责任。在汗牛充栋的文件档案中，检察官就是找不到使这一套机器运转的希特勒的一纸手书。希特勒的管理风格无济于事。他是个直觉型的领导人，不把机构图表放在眼里，很可能在突然想起谁或看到谁对就发布口头命令。因此，纳粹德国成了一堆相互竞争的重叠的杂乱无章的封建采邑。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决”这一词组。有一次，他在谈到纽伦堡种族法时说，如果国家的法令不足以处理犹太人问题，“该问题就必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党最后解决”。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这个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去办。在鲁道夫·霍斯的证词中，出现了希姆莱的面貌。霍斯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说，元首下令通过种族灭绝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1941年7月对日，戈林向海德里希发布了一道命令：“现对1939年1月24日下达给你的任务作出补充，该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据此，我责成你做好一切准备……此外，我要求你……为犹太人问题满意的最后解决提交给我一项全面的计划。”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业已实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赖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员，在柏林郊区万塞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旧楼举行会议。海德里希只有一项议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时，说将把欧洲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清理掉，将他们遣送东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劳工，直到通过“自然减员”大量被杀死。剩下的进行“特殊处理”。证人迪特尔·韦斯利西尼作证说，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过希姆莱下达的“最后解决”的书面命令。
　　法官们从这乱如麻的东西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命令从希特勒下达到戈林，再下达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争辩说，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实际的屠杀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给希姆莱的，最初适用于波兰的犹太人。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海德里希便开动官僚机器，在整个欧洲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中，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尔登勃鲁纳，可与种族灭绝方案直接挂上钩。
　　至于说犯罪意识，约瑟夫·戈塔尔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任何软弱，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特别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毫无退路的立场。”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纳粹领导人是明白“最后解决”的罪证确凿性的，他们决定决一死战与意识形态信仰关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20
　　4月29日，星期一上午，审判室里挤满了书记员。学者和其他想满足好奇心的人。哪一种文人会嫁给尤利马斯·施特赖歇尔呢？一个在厕所脸盆里洗脸的男人，一个冲小孩说脏话的男人，一个对安德勒斯上校说艾森豪威尔是犹太人并称杰克逊把名字从雅各布森改过来的男人，一个声称“兴登堡号飞船”的被炸毁是犹太人阴谋的男人，一个甚至让他的同伙被告当作人行道上的一口痰对待的男人！施特赖歇尔的律师汉斯·马克斯传施特赖歇尔太太出庭，为丈夫辩护。
　　上个星期五，施特赖歇尔在证人席上出尽了洋相。他站在那里傻笑，好像他在万人瞩目下光彩夺目。他不断地打断马克斯，以致这位律师询问法庭，是否可以免于处理这桩案子。颇有贵族风范的英国盘问人默文·格里菲思一琼斯以一针见血的语言，使施特赖歇尔为之心碎。其中，格里菲思一琼斯指出，施特赖歇尔在《冲锋队员》上发表的文章，把犹太人称为“一个吸血鬼和勒索者的民族”，于是问道：“你是否认为这是在煽动种族仇恨呢？”“不，”施特赖歇尔答道，“这不是煽动仇恨，只不过是叙述事实而已。”
　　阿黛尔·施特越歇尔竟然是个年近四十的金发女郎，姿色过人，至少比她丈夫小二十岁。她举止优雅，说话通情达理，浑身散发着难以抵御的魅力。一看便知她忠于施特赖歇尔，在他生命中的这一危急时刻，她对他关爱备至。她作证说，1940年1月，她来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离纽伦堡不远的普莱克斯霍夫乳牛场，担任他的秘书。那时，他已手无权柄。她明确表示，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赋闲归家，做“农活”，采石伐木，饲养牲畜。当她起身离去时，颇具风度，昂首挺胸。约德尔将军不禁叹道：“不可思议的爱情的力量呀！”
　　阿黛尔·施特赖歇尔离开法庭后，直奔弗鲁克大夫在纽伦堡的寓所。弗鲁克曾设法捎口信给家人，在美国人把施特赖歇尔的普莱克斯霍夫乳牛场转交离乡背井的犹太人后，把她收留下来。她终于因其不屈不挠和滔滔不绝的反犹言论而被捕入狱。
　　21
　　“要是我们不能判雅尔马·沙赫特有罪，那我们也不能判任何工业界人士有罪。”杰克逊法官对特尔福德·泰勒将军说。泰勒沮丧地听着。杰克逊可是个天赋的善良之人。但在这里，在纽伦堡，他的判断似乎因持续不断的紧张而模糊起来。显然，他还对早些时候的受挫感到伤心。当时，人们阻止他把军火制造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以取代克虏伯的老态龙钟的父亲，送上法庭。对工业家的案子何以如此至关重要？泰勒心里纳闷儿。杰克逊认为，工业家们曾密谋把希特勒推上台，密谋重新武装德国，除了发动侵略战争还能有什么目的呢？如果这种密谋说成立，那么，谴责和惩罚工业家就十分关键了。
　　泰勒或许是纽伦堡的美国人中最有法律头脑的。现在他相信，密谋说已经过时。当我们手头有充分的证据来判决被告实际从事侵略战争的时候，却占用国际军事法庭的时间来判决他们密谋侵略，这有什么意义呢？泰勒有时觉得难以接受杰克逊的固执判断和公正立场。不过，他知道，他在劝阻杰克逊方面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杰克逊由于决心剥了沙赫特的皮，决定再度披挂上阵进行盘问。泰勒认为，他挑了一个难以捉摸的靶子。
　　在所有这几个月里，在法庭上，雅尔马·沙赫特采取了一种姿态，使人觉得他试图避免受到被告席的同僚们的感受。回到牢房后，他对讯问员尼古拉斯·多曼中尉说：“年轻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多曼当然作了回答。沙赫特摇晃一根手指，道：“不，你不晓得的。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杰克逊法官想要在这些被告中有一个可以被宣判无罪的无辜者，以证明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4月30日，沙赫特稳坐证人席，他不是面对原告的囚徒，而是一个急于同去芙众生共享其真知灼见的智者。
　　这个世纪之交的人物，铁灰色的头发梳着中分头，领子笔挺，脖上青筋毕露，以一种未必浪漫的形象崭露头角。然而，在他早年结婚生下的女儿年已四十的时候，他竟以六十四岁之躯，赢得了南首·沃格勒的爱情，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漂亮女人。六十六岁那年，他当上了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现在六十九岁了，根据测试，他在被告中最为聪颖明达。
　　在所有的被告中，唯有沙赫特用英语作证。这对他有益无害。他出生时取名叫雅尔马·霍勒斯·格里利·沙赫特，取自一个极有创新意识的美国新闻记者之名。他父亲在美国生活过几年，在重新定居德国前甚至加入过美国籍。沙赫特被视为金融怪才，主要是他负责把20年代德国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控制了下来。希特勒上台后，很有见地地提名他为国家银行总裁，而后是经济部长。
　　在盘问过程中，杰克逊决意要驳倒沙赫特的如下抵赖，即他曾帮助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检察官手里有希特勒1934年签署的一纸命令，提名沙赫特秘密总管战时经济。杰克逊还有证据表明，沙赫特的方案确实为德国的重新武装提供了财政支持；他发表演讲颂扬希特勒；他把庇护犹太人商店的人称为“叛徒”；他捐款支持纳粹党。杰克逊出示照片，表明沙赫特与纳粹领导人走在一起，沙赫特致以纳粹的敬礼，坐在希特勒身边，如是等等。
　　然而，纳粹分子无意中向沙赫特提供了一件强大的防御武器，来对付杰克逊的攻击。沙赫特不是“七·二O”事件中密谋反对希特勒的人之一。当密谋分子找上门来时，他支吾其词，说他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新政府的情况。尽管如此，密谋失败后他锒铛入狱，最后给关在达豪。试图将一个在集中营待了十个月后由美国部队释放的人判有战争罪，这对杰克逊的检察官天赋的考验，推至了极限。
　　22
　　冬天进行这场审判是适合的。铅灰色的天空，浅灰色的碎石瓦砾，与被告席上的满面愁容，同一种忧伤平静融合在一起。当时春天已来临。在这座古老的城镇，人们走出穴居，支起帐篷，或者用烧得焦黑的木材，筹巴巴的锡铁皮和美军用后扔掉的板条箱，临时赶造隐蔽处。在郊外，农夫们把稀释的农家肥从牛车上浇泼到干渴的田野里。国际军事法庭的钓鱼人，如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蹲在盛产娃鱼的佩格尼兹河边垂钓。审判室的窗户打开了，滞闷的空气里飘荡山植的芬芳。春天似乎在嘲笑这场审判，使它与葳蕤复苏的世界很不和谐。
　　5月4日星期六，一个迷人的夜晚。纽伦堡歌剧院的上等包厢早就让国际军事法庭的要员们预订一空，新到的剧团在这里演出节目。该团最初有三十五名音乐家，在纳粹德国刚占领不久，最初在立陶宛考纳斯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演出。他们的音乐救了他们，至少救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德国人让他们在劳工营和处决人时演出、后来，他们到集中营巡回演出。历经战火的劫难，今夜只有劫后余生的十二人登台演奏。
　　演出在相当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上演标准的浪漫剧目，有莱翁卡瓦洛的，有梅耶贝尔，有罗西尼的。快结束时，剧团表演的一支歌曲却唤醒了另一个世界：
　　聚居区，我永远忘不了你，
　　灰暗而幽幽曲曲的街道，
　　死神在各个角落游荡。
　　被上帝和人类遗忘，
　　没有家，没有父母，饥肠辘辘。
　　妻儿家室去何处？
　　去哪儿？为谁去？为何去？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来说，这音乐会比他们日复一日听到的滔滔不绝的陈词和枯燥的统计数字更有感染力，它触动了尚未触及的情感之弦——感受到那些命遭劫难的无辜百姓的悲哀和辛酸。
　　托马斯·多德再次成为大理石厅里大伙儿争着向他敬酒祝贺的人。前一天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使他留在纽伦堡是值得的。在为他出庭作证进行准备工作的几个不知名字的报刊编辑的支持下，他粉碎了瓦尔特·丰克的辩护。辛克是个胖子，下颚黑乎乎的，动辄哭鼻子的柔弱之人，乍看是个不值得上阵与之较量的对手，一个乖戾的战犯。丰克因为膀胱虚弱，一次大战期间就调离了部队。在纽伦堡，他经常让人从审判室领到洗手间。看守们都叫他“尿布”。然而，这个未必可能的人物，被控犯有四大罪状。
　　把丰克引向纽伦堡被告席的羊肠小道，是在似乎是一个成功的时机践踏而成的。有一次，柏林上演《波希米亚》，希特勒下旨召见他，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希特勒对他说：“我终究要让你当上经济部长的。”就这样，辛克接任年率已高的怪才沙赫特。他确实精明能干，前程似锦。但是在纳粹党的圈子里，丰克最知名的乃是他讲究美食，喜欢抽上等的雪茄，喝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好伤风败俗之事，喜彻夜之狂欢。虽然是有妇之久，好做折花之人，他却谨慎地选择男色为他最亲近的伴儿。
　　他所干的头等恶事，是在明年代起草法律，禁止犹太人从事零售业。此举注定了成千上万的人或陷于贫困，或逃亡他国。然而在纽伦堡，仿佛在丰克心头的是更实实在在的令人恐怖的事情。美军攻克法兰克福后，美军电影队把国家银行地窖里不同寻常的贮藏物拍成电影——堆积如山的钻石、珍珠、金眼镜架、金戒指、金耳环、金表、金牙。这地窖与其说像银行的组成部分，还不如说像个当铺。检察官在法庭上放映了这部片子。
　　此前，在蒙多尔夫的时候，丰克一时悔恨，向安德勒斯上校承认，他知道这些贵重物品，包括金牙，是怎么弄到他的银行里的。但审判一开始，丰克就矢口否认自己知道这些贮藏物。多德在盘问他时，宣读了埃米尔·普尔的一份日供，此人是他在国家银行的助手。普尔宣称，希姆莱与丰克商议，接收党卫军从东方搜括而来的贯重物品。当普尔问丰克这些东西的来源时，丰克叫他不要问。普尔还供述，他和丰克不时到地窖察看，看积累了多少。
　　证人席上，丰克坚持说，普尔的口供是谎言。他们为什么不让普尔本人出庭，丰克提出抗议说。普尔会使他的老上司的事得到澄清的。多德通丰克继续否认党卫军贮藏物的性质。“许多人都把珠宝存起来，尽管没有要求银行调查这些珠宝。”丰克怒气冲冲地说。对此，多德答：“没有人会把他的金牙存进银行来的。”
　　几天后，埃米尔·普尔确实出庭作证了。不料证明丰克罪证确凿。他告诉法庭，党卫军有七十七个贵重物品存放处，丰克是知道的。这些赃物，他说，从一开始就冒着腥臭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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