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5月8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被告席上注视着，听取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对法庭的宣誓。这个日期勾起约德尔一段痛苦的回忆。就在一年前多一点的时间，邓尼茨派他到兰斯的一所法国孩子就读的小学，受命在签署德国投降书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拖延策略。约德尔受到战胜者冷冰冰的接待，使他睁开眼睛面对严酷的现实。德军不是被当作战败而体面的对手，而被视为渣滓。
　　午餐休息时，吉尔伯特上尉提醒邓尼茨元帅说，今天是纳粹战败的纪念日。“我坐在这里，你怎么看？“邓尼茨回答说。而且，近几个月来，他的好战性减弱了。当尼夫少校第一次发表起诉书时，邓尼茨信手画了一笔：“典型的美国幽默！”随后揭露出来的东西开始使他感到沉重。有一次，吉尔伯特无意中在老人餐厅里听到邓尼茨说：“一开始，我对被拖到法庭上受审感到十分愤怒，因为我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但是听了所有这些证词，搞两面派，在东方发生的肮脏交易，我相信有充分理由弄个水落石出。”是的，弄个水落石出，但不能以卡尔·邓尼茨掉脑袋为代价。他依旧为自己的无辜而辩护。
　　邓尼茨的律师克兰茨比勒是审判室周围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他是唯一得到允许穿全套制服的德国人。克兰茨比勒喜欢深蓝色的制服，他英俊洒脱，使法庭上的女人为之倾倒。身为海军军官，他认为邓尼茨的案子不仅仅是元帅本人的答辩，而且牵涉到他为之奉献十一年生命的德国海军的荣誉。对克兰茨比勒来说，检察官手里最危险的一份文件是“拉孔尼亚命令”，这是他的当事人于1942年9月间日向潜舰部队签发的。该命令对商船和军舰都适用，其内容是不援救被击沉船只的幸存者，不向他们提供食物或饮水。因此，一名德国海军潜舰舰长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追踪和枪杀希腊轮船“佩洛斯号”的幸存者。在邓尼茨的“在公海上伤害生命和财产罪”的指控中，“拉孔尼亚命令”十分引人瞩目。
　　克兰茨比勒知道，他的任务是让法官们了解元帅发布这项看似残忍的命令的背景。事实是这样的：一艘装备良好的英国商船“拉孔尼亚号”在南大西洋航行时，被“U－156号”潜舰击沉。这艘船沉掉后，潜舰舰长发现海里到处是逃命的幸存者，于是发电报向邓尼茨请示。邓尼茨另派两艘潜舰参加援救行动。三艘潜舰将幸存者接上船，直到装满为止，其余的则用救生舰拖往陆地。在这次救援行动中，“U－156号”潜舰悬挂了一面大幅红十字旗。
　　使潜舰乘员难以置信的是，一架美国“解放者”（XB－24）轰炸机飞临现场，开始攻击“U－156号”潜舰，并击中该舰的中腰。拥挤的救生舰沉入海底。美机的这次攻击报告了邓尼茨，邓尼茨乃下令“U－156号”潜舰将所有幸存者送回救生舰，中止援救行动。但是，他命令其余的两艘潜舰继续把幸存者拖往港口。希特勒为他所认为的邓尼茨误导的同情心所激怒，要求把潜舰的安全置于首位。因此，邓尼茨随后签发了这项不援救幸存者的命令。
　　克兰获比勒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伦敦宪章”的你也同样适用的禁令条款。该文件实际上说明，即便盟军可能犯有错误，这也不能放过德国人。必须找到解决该条款的办法。只要他让一位盟国高级军官作证说，战争双方在公海上以同样的方式作战，他才有可能拯救邓尼茨。五个星期前，克兰茨比勒请求法庭允许他让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提供一份证词。“我绝不是想证明或甚至认为，美国海军在对日本的潜舰战中违背了国际法。”克兰茨比勒争辩说，“相反，我认为战争是严格遵循国际法行事的。”他并没有说我们德国人做错了，但你们也做错了；相反，他这是说，你们做对了，我们也做对了。
　　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法官可以随时立即拒绝这些法律杂事，但弗朗西斯·比德尔对克兰茨比勒的独出心裁产生了兴趣。他利用自己对劳伦斯惯常的影响，赢得他对律师请求的同意。那时候，这个步骤证明，邓尼茨精于判断，他招募的不只是一名海军战士，而且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军人，担任他的辩护律师。虽然这样，邓尼茨却日渐沮丧起来。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很快就要面对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的盘问，而尼米兹的证词迟迟未到。
　　这几个星期中，克兰茨比勒并没有闲着。德国潜舰队的六十七名舰长还关押在英国费瑟斯通公园的第十八号营房里。克兰茨比勒派他的一名助手携带一份声明去营房，声明断言，邓尼茨元帅从未命令他的水兵杀害幸存者。他们只奉命不要援救他们。六十七名舰长立声明都签了字，克兰茨比勒设法让法庭接受此声明为证据。
　　海因茨·埃克舰长就是枪杀被击沉的希腊轮船“佩洛斯号”幸存者的“U－156号”潜舰的舰长。在埃克因他的战争罪而受审期间，再也没有比声称他是根据邓尼茨的命令而行事更为有利的了。但是，就在埃克被处死以前，克兰获比勒从埃克那里设法弄到一份笔录口供，这位舰长在供词里承认，他是独自行事的。
　　5月9日星期四，盘法开始。克兰茨比勒还没有得到尼米兹的回音。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宣读邓尼茨的讲演词，揭露出他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还证明，邓尼茨对集中营的存在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是要求一万二千名集中营囚犯到他的造船厂工作吗？而且，邓尼茨还是希特勒发现的他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一个直到纳粹德国奄奄一息时还在颂扬其已死的领导人的接班人。
　　在检方反击的最后一天的休会期间，邓尼茨注意到，一名陌生的美国海军军官起身离开旁听楼座，朝克兰茨比勒走去。他看见他的律师笑着点点头。克兰茨比勒立即报告邓尼茨，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得到来自美国的好消息。
　　邓尼茨的辩护结束后的第二天，尼米兹上将走进华盛顿美国海军部他的办公室。这是星期六的下午，脾气急躁的上将身着运动服，但这一身随便的打扮并没有减轻军法局的约瑟夫·布罗德里克中校的任务。布罗德里克念着克兰茨比勒提出的问题。“美国在太平洋的潜艇是否未经警告即攻击商船？”布罗德里克问。尼米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这样，但医疗救护船除外。根据准的命令？律师又问。尼米兹答：根据1941年12月7日海军最高当局海军军令部长的命令。美国潜舰曾援救幸存者吗？布罗德里克再问。尼米兹回答：如果援救行动会使潜舰冒风险的话，美国潜舰就不援救幸存者。这份证词木久就在送往克兰获比勒的途中，他将以此作为证据。
　　邓尼茨出庭的当天晚上，凯塞琳·比德尔为了庆贺欧战胜利日和她丈夫六十大寿，在专为款待政要的席克丹洪山庄一所豪华的房子里举行联合晚宴，宴请嘉宾。比德尔的助手詹姆斯·罗，放下手里的起草戈林判决书的工作，出席晚宴。罗乃人中豪杰，来自蒙大拿州的三十七岁的边疆型知识分子，一个革新型酒中英豪。他担任过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法律助手，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位期间白宫内幕的知情者，一个运用他的影响参加战斗而不是退出战斗的战争英雄。罗的出席表示敬重，这对他人关系重大。这天早些时候，比德尔接到罗的一封信。“说实话，”罗在信中写道，“多年以前我认为你不过是半瓶醋的业余爱好者，费城绅士，出身格罗顿公学，一个以新政自由主义分子而自得其乐的哈佛毕业生。”但是，罗接着说，他在纽伦堡对比德尔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你干得真棒，弗朗西斯！你是够格的。”比德尔跟任何特权子弟一样，总在自己心魂深处琢磨，究竟哪些成就是他自己获得的，哪些仅是从上一代得到的。罗的生日祝词提供了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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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星期五晚上，伯顿·安德勒斯上校离开审判室时，对审判室的看守的外观深表关注。他们身着给巴巴的制服，笔挺而招缝明显的制服消失了。他手下具体负责警卫工作的人提醒他，小伙子们穿着清一色橄榄绿的羊毛夹克和裤子，在通风不佳的屋子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全身都汗湿透了。这天下午，安德勒斯让罗斯·科布用打字机打出一项命令：自下周起，保安部队改穿夏季卡其布军装。他要求罗斯将命令打印出来，在下班以前分发各处。
　　这天晚上，安德勒斯在一个英国检察官寓所出席宴会。夜里门点钟，他才回家休息。黎明时分，有人砰砰敲门，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美军刑侦处的一个上尉军官。上尉通知他，罗斯·科布因涉及一桩枪杀案而受到讯问。
　　科市期盼着那个星期五的夜晚。两个为《星条旗报》工作的朋友，威廉·蒂蒙斯中士和保罗·斯凯尔顿中士均在纽伦堡，很想进城游览一下。科布完成上校交办的任务后，回家到“女儿城”为晚上的活动梳妆打扮。晚上8点钟，那两个美国兵开吉普车来接她。他们驱车到入伍士兵最爱去的斯托克俱乐部，就在纽伦堡歌剧院楼上。夜里11点45分，在又唱又跳闹腾了一个晚上后，科布准备要回家了。星期六一清早上校要在办公室等她哩。这时，又有一个美国兵和两个英国女人加入他们一伙。六人全挤进吉普车，直驶“女儿城”。他们驾车顺着摩根施特拉塞大街而驶，途经美国兵与他们的德国女友幽会的最喜爱的一个公园时，从黑夜里闪出一个模糊的身影，并传来三声枪响。蒂蒙斯好不容易煞住了左摇右晃的吉普车，随之向前栽倒。坐在后排的斯凯尔顿也猛然摔倒。两人被枪弹击中胸部，不久死去。
　　安德勒斯上校赶到刑侦处纽伦堡总部时，罗斯·科布显得异常激动，眼圈儿红红的。她说，刑侦处那帮家伙恐怖极了，向她提一些最隐私的问题，就好像她卷入了一个以谋杀为下场的卑鄙的私通事件。在新闻乏味之时，急于寻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们也对她穷追不舍。
　　刑侦处负责人对安德勒斯说，他已在四平方英里的纽伦堡内的每一座楼房每一处废墟布下天罗地网，进行搜罗。他想，这可能是“狼人”即纳粹死硬分子设立的埋伏。他的部下已经逮捕六名德国人，但他还没有掌握他们涉嫌这一犯罪案的确凿证据。
　　安德勒斯上校把罗斯·科布保释出来，然后把这个年轻女人送回她的公寓楼。他将科布的活动限于营房，以使她免受新闻记者无情无义的追踪。没过几天，她通知上校说，她对国际正义已腻了，她要回家。
　　有五十名纽伦堡警察加入一百名美国宪兵，继续进行调查。最后，调查人员怀疑，这桩枪杀案与图谋报复的德国人毫无关系。那条粗略但更有希望的线索是美军所不急于加以确认的。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爆炸性关系似乎终于爆发了。据该公园里的目击者说，枪击极有可能是由身分不明的美国黑人士兵出于难以摸透的动机干的——可能是为一个德国女友引发的争执，可能是身分弄错了，可能是种族仇恨。这桩犯罪案就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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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们观察到这种古怪关系已达数月之久。德国海军的两位前指挥官日复一日并肩坐在被告席第二排，几乎谁也不着对方一眼。七十岁的海军元帅雷德尔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被告。在俄国人的坚持下，他与纳粹宣传员汉斯·弗里奇一起被起诉，因为俄国人也很想造出战犯来，这是他们所能发现的最好的东西。因此，检方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努力寻找证据，以便和这些指控相吻合。这一准备就绪的案子，断言雷德尔因建立德国海军而违反了《凡尔赛和约》，断言他出席了希特勒筹划侵略意图的霍斯巴赫会议，并参与制定侵略挪威的计划。检察官手里最离奇的文件是所谓“莫斯科声明”，这是雷德尔在当了俄国人的俘虏时拟定的。检察官知道，几个被告对法庭上披露其内容一事会感到不高兴的。
　　5月20日，苏联副检察官Y·V·波克罗夫斯基上校在进行法庭盘问时，对“莫斯科声明”做了介绍，这一“莫斯科声明”问世了。波克罗夫斯基说服雷德尔同意，“声明”是在没有受到逼迫的情况下自由写成的。邓尼茨和雷德尔关系冷淡的幕后原因很快就见分晓了。波克罗夫斯基援引这份文件，读到雷德尔对邓尼茨的意见是：他骄傲自负，领导德国海军“几乎不称职”。邓尼茨在接希特勒的班以后，因号召继续抵抗而“弄得洋相百出”。当波克罗夫斯基宣读邓尼茨向希特勒青年团发表的演讲词时，他明显地涨红了脸。雷德尔在“声明”中指出，在那次演讲后，邓尼茨“遭到各界的嘲笑”，给自己弄了个“希特勒弟子邓尼茨”的头衔。
　　戈林的境况好不了多少。雷德尔在“声明”中说到了帝国元帅，称“戈林对第三帝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的主要特点是令人想象不到的虚荣、不可估测的野心…他在贪得无厌、挥霍浪费以及软绵绵、无军人气概方面是无与伦比的。”用雷德尔的话说，陆军元帅凯特尔是“一个异常软弱的人……元首可以随心所欲地虐待他，而凯特尔却默然承受”。
　　雷德尔对于在法庭上揭发这一切而无路可退的情况毫不介意。这天结束时，他对吉尔伯特说：“自然，我要么上绞架，要么吃枪子儿。我自己倒是想吃枪子儿。在我这把年纪，我可不想蹲监狱。”
　　26
　　5月23日上午，当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吉尔伯特不免胆战心惊。如果说吉尔伯特曾为这场审判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的话，他相信，这就是他使被告分崩离析以孤立戈林，这样其他被告就会免受其恫吓。吉尔伯特特别希望席拉赫和斯佩尔一起在“青年桌”用午餐，这样，胆大精明的斯佩尔就可以影响天真软弱的席拉赫。吉尔伯特知道，席拉赫特别能够异乎寻常地自我妄想。因为家庭关系和精通英语，此人把自己几乎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一次，他对牢房看守埃米利奥·迪帕尔马说：“你瞧，我们的希特勒青年团跟你们的童子军没什么两样。”战斗退伍兵迪帕尔马回答说：“我从未见过童子军能很快把自动步枪拆开又重新装上。”
　　这无上午，戈林留在牢房里，抱怨坐骨神经痛。吉尔伯特认为，戈林缺庭能够帮助席拉赫鼓起勇气。他很难肯定能从这个有教养的并认为其政治哲学可能是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之流造就的贵族那里指望些什么。席拉赫上了证人席，他曾是希特勒圈子里的天才——如今，他以三十九岁的年龄，成为最年轻的重要战犯。
　　当席拉赫正在作证时，罗伯特。杰克逊发现自己面临又一个俄罗斯之谜。鲁登科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允许把一具尸体从纽伦堡运到苏联占领区内的莱比锡。谁的尸体？怎么回事？杰克逊问。死者是N·D·佐尔亚将军，就是提到陆军元帅包拉斯的证词的那个检察官。鲁登科解释说，佐尔亚在擦枪时不慎走火身亡。当鲁登科并未报告又一起美国人枪击俄国人的事，正如去年12月在大饭店外发生的那样时，杰克逊才松了一口气。他决定绕开陆军刑侦处，派两名手下的人去郊外埃尔论施特根的俄国人大院悄悄核查一下这一事情的经过。随后他们报告杰克逊说，一名俄国将军极不可能亲自擦枪，特别是枪口对准他的两只眼睛之间的部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杰克逊对此一无所知。俄国人为什么不干脆把将军的尸首悄悄弄出纽伦堡呢？他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使这一审判继续进行，而不是引发国际事件。严格说来，将军之死是俄国的内部事务，他决定允许鲁登科运走尸首。盟国关系已然紧张，杰克逊无意火上浇油。
　　席拉赫的律师开始进入第二天的直接讯问，他故意提出其当事人最严重的罪行。他得到一份招认，即席拉赫知道东方发生的大规模种族灭绝。他提到霍斯的证词，要求席拉赫发表意见。数百万人遭到屠杀，不是霍斯犯下的罪行。席拉赫以坚定的口吻说：“霍斯只是执行人，屠杀令是由希特勒下达的。”被告们似乎受到一根琴弦的触动，统统把目光转向证人席。“我将在上帝和德意志民族面前肩负我所犯下的罪行，我的罪行是，我为一个许多年来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和国家元首的人。而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为一个犯下百万起谋杀罪的人而教育德国青年。”吉尔伯特愉快地松了一口气，席拉赫对吉尔伯特的悔恨是个了不起的事。
　　然而，托马斯·多德在盘问中并没有放过席拉赫。他逼席拉赫承认，为海德里希遭暗杀而进行报复，他提议肆意轰炸一座英国文化城市，他把后来遭动屠杀的六万犹太人撤出维也纳。不过，不论为时多么短暂，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却表现出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具有的骨气。
　　回到监狱区，吉尔伯特多方设法观察斯佩尔的反应。斯佩尔说，他很高兴戈林的统一战线瓦解了。先是凯特尔，然后是弗兰克，现在是席拉赫，他们承认了个人的罪行，并谴责纳粹政权。斯佩尔说，席拉赫和他已成了密友知己，相互之间以亲切的“你”称呼。不过，下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的证词对斯佩尔比对席拉赫的关系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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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塞瓦琉斯·赫里德匆匆穿过司法大厦的孔状门厅，来到会客室，与他的当事人作临战前的最后一刻商议。现年五十二岁的塞瓦琉斯在法庭上赢得了逻辑性强而又有理有节以及能一下子抓住问题实质的名声。他在英国、巴黎和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深谙世故，从未屈服于纳粹党的诱惑。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的，塞瓦琉斯作为一流的律师，却为三流的当事人辩护。塞瓦琉斯对绍克尔也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曾作为超龄军官在德国陆军服役六年，纽伦堡给他提供了一个在他的专业领域出尽风头的机会。记者发现塞瓦琉斯想要作这最后一次会晤，是因为弗里兹·绍克尔需要给予密切监督。他在铁丝网的另一侧、绍克尔对面落座，开门见山地解释说，他要向绍克尔抛出有关强制劳工方面的最尖锐的问题。由他提出来比检察官提出要好。绍克尔明白吗？绍克尔急切地点点头。塞瓦琉斯告诫他说，不要唠叨，说话慢点儿，使用短句，给译员留下跟得上他的时间。
　　5月28日星期二，弗里兹·绍克尔走向证人席。在大厅里蹦蹦跳跳，就好像他是拳击比赛的裁判似的。塞瓦琉斯开始援引绍克尔在中央计划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绍克尔吹嘘说，如有必要，他的手下可以用胁迫手段弄来外国劳工。塞瓦琉斯要求对这段话作出解释。绍克尔看上去目瞪口呆，就像无意中挨了父母一记耳光的小孩。他的解释表明，他是一个粗野而没有教养的德国人。塞瓦琉斯绝望得直摇头。绍克尔说话时每个字之间总是停一停，呆若水鸡。劳伦斯法官打断证人道：“我不会德文，但如果被告在苛求而非在每个音节停顿，那就可能有点意义了。”
　　绍克尔曾经说过，要是法国人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人，“我们可能要把那狗它便在墙上”。塞瓦琉斯问绍克尔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次，绍克尔回答得如此之快，以致劳伦斯不得不让他说慢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塞瓦琉斯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深究记录证据，证明他的当事人签发过要求体面地对待劳工的指示，证明绍克尔本人并没有控制警察或部队，要进行兜捕还得依赖他人。
　　第二天提出了大家心里最关心的问题。塞瓦琉斯问：“你的办公室与斯佩尔的之间是什么关系广绍克尔终于明确而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的办公室不得不满足斯佩尔提出的要求。”
　　两天后，塞瓦琉斯传入绍克尔的副手马克斯·蒂姆出庭作证时，对斯佩尔来说最难堪的时刻到了。律师讯问证人：“斯佩尔可以向绍克尔发号施令吗？”蒂姆的回答漫无头绪。塞瓦琉斯更进一步问：“斯佩尔能下达命令和指示吗？他曾下达过吗？”“是的，”蒂姆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绍克尔令人吃惊的愚蠢无能可能对斯佩尔造成最大的威胁。绍克尔曾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证人，控制不住自己，不对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失去了他的律师给他的每一个机会，即至少认一点罪而赢得法庭的同情。相反，他继续用过时的纳粹陈词滥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常常根本就抓不住问题的要点。斯佩尔的问题是，人们可能不相信，这么个可怜巴巴的人本可以成为他的对手，在强制劳役计划方面就大大不如他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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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上午，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步入证人席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儿的一瓶花。在一个小玻璃花瓶里，插着粉红和白色相间的福禄考，下面压着一张他熟悉的笔迹写下的便条：“镇静，镇静，澳镇静如初，亲爱的。别发火。’约德尔朝旁席里他的爱妻露易丝投去短暂的微笑，随即恢复他惯常的面孔。弗伦茨·埃克斯纳·约德尔夫人作为她丈夫的律师的秘书，偶或能进到法庭见到阿尔弗雷德。这天一大早她就到庭，给他打气。
　　一开始，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并未在盟国的所有战犯名单之内。但是俄国人坚持己见，他们想要指控他把希特勒的几乎肆无忌惮地施加暴行的命令转发到在俄国的德国部队。美国人根据杰克逊所主张的集体犯罪理论，终于决定要他完成一份被告名单，这样，戈林代表纳粹领导集团和空军，沙赫特代表工业界，凯特尔代表总参谋部，邓尼茨代表海军，卡尔登勃鲁纳代表党卫军，而约德尔则代表陆军。
　　证人席上，约德尔的辩护是，他缓和了希特勒最严重的一时冲动。“军官之中，有谁敢于直盯盯地望着元首，并以听者不敢喘一口气的口吻和态度说话？因为他们害怕遭到灭顶之灾！”他作证说：“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军官中，我就是其中之一。’确实如此。约德尔跟凯特尔不一样，敢于直言相谏，而凯特尔甚至在不知道元首说啥以前就不住地点头。衔命出使高加索后，希特勒躲了几个月不见他，因为他在那里为李斯特将军的所作所为辩护。在突出部战役期间，党卫军部队在比利时村庄马尔美地附近杀害大约八十名美军战俘，他为此向希特勒提出抗议。
　　在一次很难得的时刻，约德尔向吉尔伯特供认，他经常蔑视元首。“使我憎恨希特勒的，”他说，“是他鄙视我所认同的中等阶级；他怀疑和鄙视我与之联姻的贵族阶层；他憎恶我是其中一员的参谋本部。”约德尔是模范军官，无论面对敌人抑或是面对妄自尊大的领袖，他都毫无惧色，敢于上刀山下火海。但是，正如检方所决心要证实的，在约德尔的身上也显示出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另一张面孔——一旦命令下达，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
　　如果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让被告深受盘法之苦的话，他的本国同胞杰弗里·多林·罗伯茨则紧跟其后。“卡其布”罗伯茨是个大个儿，身上缠着一件用好几码哗叽布裁成的对襟汗衫，曾被橄榄球队选拔为队员，为英格兰踢球。罗伯茨长一脸大胡子，露一口大方牙，向他的攻击对象抛去极度蔑视的微笑。他的一些同事觉得他好夸夸其谈，被告则发现他畏缩不前。罗伯茨问：希特勒想让德国退出指导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而约德尔则反对此举，确有其事吗？约德尔表示审慎的同意。但是，约德尔反对的理由安在？罗伯茨杀了回马枪。“D六O六号”文件对此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接着，他援引约德尔在一次与希特勒会晤时的谈话记录：“遵循（公约）公认的义务，丝毫不要求我们应当强加在自己头上任何干预战争行为的限制。”罗伯茨继续援引原文，约德尔不安地晃动身子。“比如说，如果英国人击沉一艘医疗救护船，这必然用来进行宣传。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为报复而立即击沉一艘英国医疗救护船，然后我们说这是失误而表示遗憾”。罗伯茨要求约德尔证实，这样的虚伪是确有其事的。约德尔试图解释说，这是适用于希特勒的唯—一种推理。提出主张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法律或道义上的论据，只能惹恼他。
　　难道约德尔声称他反对残暴的命令不是同样虚伪吗？罗伯茨问道。他转到约德尔签署的一份文件上，命令在东方的部队在惩治游击战时“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起诉犯罪，而是通过这一恐怖行动以根除任何抵抗意志”，并使用“严厉手段”。几乎不等约德尔的回答，罗伯茨又发动进攻。就在发动闪电战前夕，约德尔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对英国居民中心的恐怖攻击，……将使英国失去抵抗意志。”在反对希特勒的密谋事发后，难道约德尔没有对幕僚人员发表演讲说，11月20日是有史以来而且将永远是德国最黑暗的日子”。“为什么？”罗伯茨质问，“在有人试图谋杀一个你如今承认是杀人犯的人的时候，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吗？”约德尔话音未落，罗伯茨猛喝一声道：“你还要说自己是个体面的军人诚实的君子吗？”不待对方作答，罗伯茨别过脸去不理证人，回到检察官席。
　　29
　　6月6日，杜鲁门总统提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对失去这一他所垂涎的职位这一事实未加抱怨。可是，他的一些同事却认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人深深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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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席上，阿图尔·塞斯一英夸持坐在阿尔贝特·斯佩尔身边。塞斯一英夸特威一副无框眼镜，面色苍白，一头灰褐色的头发，一副颓丧的神态。当斯佩尔吸引人们注意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塞斯一英奇特的离去。根据吉尔伯特的智力测试，此人思路敏捷，并有纳粹心态中所不多见的直觉能力。奥斯维辛指挥它各道夫·霍斯出庭作证后，邓尼茨和戈林都指出，霍斯是德国南方人。他俩声称，普鲁士人绝然干不出这种事来。吉尔伯特问塞斯一英夸特怎么看。“德国南方人具有赞同狂热主张的激情和想象力，”’塞斯一臾夸待解释说，“但是他天生的仁爱之心阻止他采取过火行动。与此相反，普鲁士人缺乏对抽象的种族和政治理论进行思考的想象力。不过，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塞斯一英夸特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的天才在于他把“唯情论与独裁主义糅到一起”。霍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6月10日，塞斯一英夸特一瘸一拐走向证人席，他是多年前在一次登山事故中受伤致残的。随着他的证词的展开，使法庭感到吃惊的是，他矛盾百出，即态度温和而行为骇人听闻；讲话细声细气，诉讼的记录却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律师在直接讯问中提出的问题，只能置证人于遭到盘问人猛烈攻击的境地。当年，塞斯一英夸特把奥地利出卖给希特勒的帝国，他在汉斯·弗兰克统治下的波兰做学徒，并在被占荷兰他自己的小王国里荼毒生灵，他就是作为这样的人脱颖而出的。在塞斯一英夸持之所谓牢固而人道的统治下，四万一千荷兰人作为人质遭到枪杀，五万人死于机谨，百分之五十六的荷兰犹太人被消灭。
　　塞斯一英夸特在作证中既未撒谎也未乞求，而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顺从态度。那天，当他与汉斯·弗里奇乘电梯下去时，塞斯一英夸特说，他表现如何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我怎么说，荷兰大麻已编织好了我的绞索。”
　　有人形容弗兰兹·冯·巴本说，他“像一个扮演贵族演员的贵族”。在这几个月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那种派头。6月14日．当他离开监狱为自己辩护时，他那外交官的沉着而气概不凡的外观掩饰着他内心的焦虑不安。他离开牢房时，缕缕银发向后梳着，脸面也经过精心整理，一身蓝色的细条纹西服褶缝显然。在审判室的地下室里，他抖开一条雪白的手帕，放在左胸前的西服口袋上，等着上电梯。“阁下，想想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戈林说，“我们都不会在这里。”巴本意识到戈林挖苦话中的道理。1932年，他曾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德国总理，不久他建议兴登堡总统换下他，让希特勒当总理。事后，希特勒指出：“巴本先生，这事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对巴本的起诉中，第一款和第二款是他参加了把纳粹党推上台的阴谋集团。当地走出电梯时，目光直盯被告律师席。他见到受人仰慕的律师之一，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的儿子，也叫弗兰兹·冯·巴本，正等着为他辩护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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