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当天，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便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外，还有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免费上船的孤儿难童。据史料记载形容，“当汽笛声中，这些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
　　正是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此拉开了帷幕。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60多年前，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宜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10月23日刚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战救亡。
　　卢作孚一到宜昌，看到满目的混乱局面，满街是人员，满地是物资。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请客、交涉、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坐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成里三层外三层，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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