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1938年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来宜，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在鄂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据卢作孚的儿子卢国伦回忆，四川人卢作孚1925年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时间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艰辛发展，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上世纪30年代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带领民生公司积极为抗日出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华东战局进一步恶化。国民政府决定撤离南京，西迁武汉。民生公司集中中下游全部船只从南京接运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南京各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其中包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江苏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是第一个力主迁校的校长，中央大学也是南京第一所迁校的大学。为了帮助运输中央大学的大型设备，卢国伦回忆说，“我的父亲下令改造船舱，将中央大学所有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包括实验用的各种动物，一齐运到重庆，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借出的松林坡建校，于1937年11月复课”。
　　从这时起，国民政府和其他机关团体，包括中央研究院的人员已开始紧急撤退。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民生公司于1937年10月23日专门召开了一个转运西迁人员服务工作会议，研究从宜昌转运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600人及留在宜昌的旅客5000人的运送和服务办法，并通告宜渝间航行各轮，要求在抗战非常时期，努力实现公司的宗旨，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1938年1月6日，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席，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紧接着，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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