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从当时民生公司所做的统计来看，包括: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进攻，大转移就开始了。南京政府成立了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中设有资源委员会，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负责主持上海一切工厂的拆迁事宜。上海的企业家和商人行动缓慢，他们希望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14000吨的设备能在上海陷落前转移。从现代化的上海机器厂和其他工厂运出来的机器被装上划艇，用树叶和树枝掩盖起来，然后运往长江上游。日本飞机一出现，就马上用芦苇把船伪装好。在其他地方，设备的转移工作是迅速而有成效的。
　　在远离东部地区数千里的西部四川省，工厂和钢铁厂重新组装起来，一些设备厂则隐蔽在山洞里，中小学和大学也向西部转移，到1939年秋，在大学注册的人数达4万——比战前的最后一学年多8000多人。基本力量和设备的保存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武汉三镇的拆迁抢运工作，一直坚持到沦陷前的1938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当时政府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载。亲历者回忆，“由大小火轮、柏木船等满载物资上运，期能脱离魔掌，不资敌用，殆行抵嘉鱼附近，惨遭敌机轮番轰炸，军民壮烈牺牲，轮船下沉，侥幸未遭惨死者逃走窘景，至今犹历历在记忆之中”。
　　为了使武汉工厂内迁做好充分准备，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两次在汉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川事宜。“鉴于沪、苏、锡、常一带纱厂资敌以及被毁，而后方军民急需被服的情况，因而必须保存实力。工厂调整委员会当即宣布武汉首先西迁纱厂的纱锭不得少于5万锭，计为震寰、裕华纺织厂3万锭，申新纱厂2万锭。其实武汉各纱厂正在利市10倍！他们哪里肯迁移呢？只推说‘恐怕运输没有办法’。当时政府的态度坚决，期在必行。只有裕华纱厂董事长苏太余先生早有到四川办厂的夙愿，首先响应，即于1938年1月5日亲自赴渝勘选厂地。”
　　工矿调整处决定武汉三镇工厂拆迁选择标准如下:一、纺织染厂类，二、机器五金工厂类，三、其他各类工厂。8月5日，最高当局手令限期拆迁武汉纱厂，申新、大成才分迁川陕。然而阻力仍很多，如申新纱厂积极拆迁工作，当未进行到一半，桥口驻军忽在桥口建筑工事，把铁路掘断，在沙厂四周绕以战壕，加之大成与震寰主持人仍互相扯皮，码头工人又抬高力资。拆迁工作因此大受影响。8月12日敌机对徐家棚、刘家庙等铁路交通站进行了狂轰滥炸。震寰的拆迁工作，由工矿调整处严令大成纱厂刘培基负责落实。平汉路车务处副处长杨格负责接洽工厂运输吨位，及平汉路的车辆事宜，所有拆迁机件的员工，一律发佩符号，俾免征役，赴陕西者，由平汉路局一律准免车费。女工、童工编组，由妇女指导委员会负责带领、训练，所需交通工具和沿途食宿，由工矿调整处及赈济委员会办理。疏散费按人发给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资一律以15日计算。各厂工人的救济费，责成申新负担15万元。裕华14万元，复兴35万元，合计71万元。码头工人力资，一律以裕华纱厂所定为标准，其路程远近，照百分比增减之。
　　汉阳铁厂和兵工厂已分两批运出，一批通过长江上游至重庆，另一批则运往湘西。福顺机器厂、张鸿兴机器厂等则运往常德等处。记者从《武汉文史资料》查阅的数据是，从汉口运出经宜昌进入四川的机件、物资共计45260吨（沿途损失未计在内）。
　　宜昌成功撤退使得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得以保存，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以及商业和文化种种事业随之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和远东抗战的中心。一大批工厂、大量的机器通过长江水道转移至重庆，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日提供了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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